没有明显的进步，因为知识精英们的兴趣，总是把一个国家划分成对立着的两方面。这还不是竞选政治里的常态的对峙，也并非人们标榜的“多元”，往狠里说，是武侠小说的杀伐。我们时代的普遍的、蕴含在日常经验里的悲剧，我在后面还会讲到。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60年，30年，在一个时间走廊里，尽管遭受了挫折，国家的存量是一顺儿码下来的，就是央视播的《复兴之路》呗。2006年张小波和我接受《*》采访，关于毛泽东去世30周年的感想，我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家独立、社会革命（包括妇女解放）、工业革命和国家基础建设方面是有贡献的。首先最大的功劳是实现独立，有点遗憾的是，“独立”现在好像是一个充满了异质感的名词了，古旧得大家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独立？独立还需要说吗？就好像我们呼吸的是空气，还需要特别说道吗？”血迹已经淡漠，时代多么太平，这是心理悲剧还是历史悲剧？再举一个不大妥当的例子，改革开放初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突然变现出那么多财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把它一刀切得那么齐整，也太不厚道了点吧？我们不想否定毛泽东，也不会假装不理解“伤痕派”的情感。我们也明白，心中有不同立意的派别，会有意无意拿这两个时间段来对打，来“对冲”。到了2009年，两种情绪对撞可能又会热闹一阵。毫无疑问，我们是拥护改革开放的，而从历史逻辑来看，改革开放是前30年流变的自然结果，我们应该为中国人的整合修复能力而自豪，为我们比某些邻国幸运得多的运道而合掌。这不是和稀泥，各种各样的“记忆”描述，应该体现一种温暖的友善的态度。退一步说，不友善也行，对撞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也挺好的，但我基本持悲观态度。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什么焦点之争，有好些个，都是一帮文科知识分子自己幻觉出来的，场能有多大，经得起几分的历史检验，还得看。还是1996年的话，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还是认同韩毓海那句话：能不能把中国的问题当成现代性的问题？这个话的意思是怎样看毛泽东时代，且不说“开创”“奠基”，仅从经济建设上看，那至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渡时代，而某些“伤痕学术”的做法是，把互相对立的事件都涂上一种色彩，这种手法也是极其粗暴的。基于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把60年的国家历史一顺儿码下来，严肃郑重地审视我们几代人的努力，而不是把它割裂开。我在一个三线的山区工厂里长大，那是一个造军舰的工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中央领导还去了这个厂，站在一个船坞上，拿着扩音喇叭对工人们说：这个厂一定要保。工人们那个欣慰啊，可是没多长时间，这个厂就保不住了，破产了，把老工人给异地安置了。那些参加早年创业的老工程师、老技术人员，早就回了北京、上海、大连，退休了以后，作为旅游者回到老厂，凄惶得不行。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奉献，就投在这段江湾里了，他们有资格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聪明人会嘲笑这种感情，而我笑不起来。上下嘴皮子一翻，把几代人的努力贬为乌有，那是很容易的事。普京说了一句话很好：想回到过去那是没有头脑，而不怀念过去，那是没有良心。引发开来，这还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彩的问题。关于三线建设，我有我的看法。我也知道，喜欢对着历史卖俏的知识分子经常说“劳民伤财”，说“世界大战要打起来”是个错误的推断，我们穷兵黩武了。这是一个很容易讨好听众的说法，而我知道李新中先生到北京某个大学演讲，讲到三线建设问题，刚刚开个头，就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说了一个比喻，一家人生活挺困难，但是还是安装了一个防盗门，防盗门装上了，家里没有闹过贼。时间长了，儿子抱怨：这门安个啥劲儿？你看根本就没有贼，这不是劳民伤财吗？以这种逻辑评价三线建设，公正吗？——鄙薄我们的历史而对着现世卖乖的说法，就有点像这个轻浮的儿子。防盗门的比喻当然简单了一点，把这个历史一顺儿码下来看，我们的核弹，我们的北方公司，现在看来，对国家的底牌，对国家命脉的延伸多么重要！这还不仅仅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军工遗产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公正地对待前一个时代的历史遗产的问题。
我希望在60周年纪念的时候， 趁着整合一部大历史的机会，尽量怀着一种“不能忘怀”的敦厚，本着一种岁月和解的胸怀，给我们的上辈人多一些致敬，给尽量大多数的人一些致敬。60年间，人民的勤劳、军队的忠勇，造就了这个国家的不凡。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外国观察家这样的话，中国是“有一等抱负的三等国家”，幼小的我竟然有些气短的反应。事实上，这些年来，抱负、崛起、雄心，还有张小波、宋晓军等人说的“英雄国家”，这一类自我表征，在主流叙述里，已经非常温柔敦厚，几乎归于零了。我在想，假如时光倒转，我们的上一辈能够从他们的年代放眼看过来，看着我们的舒坦（据说还挺富裕——不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富翁了吗？），又看着我们此时此地的精神状态，看着我们睿智的处世，看着我们无休止的自我责难，看着我们机会主义的“事大”身段儿，他们将作何感想？
所以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主义。
失败主义的调值，撒娇式的玩愤懑，相辅相成，不知不觉成为“贱民的时髦”，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心理性悲剧。归到底，就是煽动大家都不负责。这种精神现实，对中国的复兴和民族利益是有损的。说出这个，也不怕谁起哄，我就高调了，怎么着？愤懑孪生的失败主义对待正面的价值，口头禅是：装逼。我觉得不妨这样回答：要是谁都不装逼了，这世界就乱套了。这话说得不好听，可话糙理不糙。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1）
◆ 王小东
不怕挨骂，我们就是要除暴安良
如果没有大目标，人不会想把事情做好。要完成一个任务，我才会感到我这个地方不够，那个地方不够，我要改进这些不足之处。如果没有大目标，我们就吃喝玩乐好了，就*好了，有什么必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呢？不管哪方面的事情，包括建立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大目标一定是一种促进。当你发现要实现这个大目标，现状有太多的缺陷，照老样子实现不了，你就有了真正的动力去改进它。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有世界1/4的人口，我们要对世界做较大的贡献。要是把这个话说明白了，怎么才算是较大的贡献？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从有效管理这个世界上更大的资源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已经说明市场认可我们的管理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在优缺点、加减法都算过了之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论。世界资源在中国人的手里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和利用。从这个角度说，只要这个世界允许充分的自由贸易存在下去，我们来管理、利用这个世界上比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上所具有的大得多的资源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在于一些西方国家在利用非市场的手段破坏这个趋势，比较和缓的如卖给我们的铁矿石比卖给其他国家的贵，将来也许还会有更激烈的，比如说西方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甚至采用军事手段等。这些做法都会降低世界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某些国家也许是有利的，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却是一种损失。我们必须尽快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来保证国际上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不受干扰地运行。
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我们是最有资格领导这个世界的，西方人要排第二。我承认西方文明的伟大之处，但是从整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比它更有资格来领导。
有人说中国应该给世界提供一个榜样，但我认为，如果中国只是要给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榜样，那这个目标太小了，中国应该提供的是真正的管理和领导。
我知道这样说许多中国人会骂我（比骂我的外国人还多），他们说：就中国这副德性，自己都领导不好，还要领导世界？我的回答是：中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领导着当时她所知道的世界，领导得相当不坏，现在中国自身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她的力量正在恢复当中，如果中国人当中能有一部分人有一个大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中国必能更快地改正自己的许多缺点，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位置上。如果中国在这个位置上，至少不会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好吃懒做、不负责任，堕落到抢、骗的地步，而使整个世界陷入经济衰退当中。
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卖国，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认为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可以不卖国，可以爱国。梁启超就说了：*主义和民族主义不相悖，不但不相悖，而且是相成的。可这帮人非得说是相悖的，这样，他们就是自己把他们的那个政治*化大目标给毁了。书包网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2）
你提倡*自由，可以，但有什么必要到处展示卖国嘴脸？甚至给小布什施加什么压力，让他派兵来救中国？作为中国的意见领袖，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作为。
这次干扰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事发生后，博客中国请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先是批评了西方不明智，然后痛骂义和团，说那时候义和团看见有人上衣口袋别钢笔就杀——这个我还有点怀疑，那时候不是穿长袍马褂的吗？上衣有这个口袋吗？能插钢笔吗？他说这次“义和团”又闹起来，是*宪政的大倒退。我回答说：*教授，如果说出现了中国在*宪政方面的大倒退，责任在谁？我认为责任就在你们，是你们非要把*自由跟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你们应该负责。
我认为这两个东西都需要，我也提了一些比较好懂的口号，如“内修*，外争族权”。这些说法，我也是十几年前听了广州中山大学一些年轻人的启发才想到的。比如他们告诉我，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对内*，对外扩张”。本·古里安是否这么公开说过，我不知道，需要考证，但我觉得这个意思大致是对的。我跟他们说：“对外扩张”这个咱们改改，我们改成“内修*，外争族权”总可以。我力图做一些调和政治*化目标和民族主义目标的工作，但是像袁伟时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不买账，硬是把*、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坦率地说，这么干的话，他们的政治*化目标必然会受到重大的损害，这个责任在他们自己。虽然他们的说法在一部分人里面很有影响，因为现实很容易让人在感官上接受——美国人又是汽车又是洋房的。
中国的这些自由派精英就是这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另一方面，30年下来，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我们可以两个都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两个都要？30年进步是非常大的，现在真的和以前不同了，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也认识到了这个国权，我那时候还讲过，我完全承认“*高于主权”，但是有一条，在目前的国际秩序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国权或者说我们的族权被严重损害的话，*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国权是手段，*是目的，*当然高于主权，主权不能保护*的话，主权还有什么用？可要废了这个手段，目的也就无法达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明白了这个大道理。比如上次开《色·戒》的讨论会，中央戏曲学院的一个很年轻的老师，也就二十几岁，讲得非常明白：我为什么反对《色·戒》？因为它损害了我的个人利益，我反对它就是捍卫我自己的权利。这句话非常好，年轻人非常明白，我们讲要保卫族权，实际上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和族权是一致的。在两国交兵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国家利益丧失，个人利益肯定完全没有了。
我再讲一个自己经历的故事。80年代中期，我在日本留学。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他们的毕业联欢会上，席间有一个台湾留学生喝得微醉，就开始吹牛，说我这一毕业出去，一定要当“一流人间”——这是日本话，“一流人间”，就是我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