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宗主权而无主权,又怎么样呢?中国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西藏的独立吗?还是不能。我可以告诉西方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那段由留学加拿大的21岁中国青年所做的视频《西藏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中国一部分》里面的那样:如果西方人从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等所有地方都卷铺盖撤回欧洲,我们也从西藏撤出来,否则,就不要跟我们谈这个问题。从道义上讲,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如此。从实力政治的角度讲,美国占领了阿富汗、伊拉克,肢解了南斯拉夫,那么今天,美国做好了肢解中国的准备吗?*和*,还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指望着美国人来肢解中国。但美国人做好这个准备了吗?美国人愿意为了西藏而与中国这个核大国一战吗?至少从美国人的言论来看,美国似乎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西方人对于西藏主权问题的质疑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引起的只能是厌恶和不屑。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比如王力雄,还有一个说法,说过去可以抢,现在不可以抢。这是谁定的?美国在名义上没有吞并国土,但事实上行的是灭国之战,又有谁吭气了?其实,就像网上的愤青说的那样,要是你们从澳洲、南北美洲、非洲、亚洲全卷了铺盖,我们就从西藏卷铺盖。咱们要是讲道德,你们就全滚回欧洲老家去。我们道德上没有亏欠!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回答,民间的回答。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3)
    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独立问题上就是这么回答的。你说什么国际法,去你的吧,我就打压,我就承认南奥塞梯独立了,你有脾气没脾气?
    是到了西方也来考虑一下中国人的情绪的时候了,现在欠缺的,不是我们“主动”——这方面工作我们做得不少了,而是西方端正态度的问题。在那次访谈中,我这样说过: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了。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不认为西方人有资格来充当裁判官,中国人在2008年4月所做的,本来就不是乞求西方人接受中国人的观点或接受中国人,而是向西方人表达中国人对他们的不满乃至愤怒,表示中国人不接受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和行为。至于西方人对此是否会像那位好心的美国人所担心的那样,认为中国“既不开化又粗鲁无礼”,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人不得不十分在意西方人怎么想,他们是否接受中国,而西方人则不必考虑中国人的感受,不必了解中国人怎么想。西方人和不少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关系(所以那位好心的美国人才一开口就要求中国人要让西方人感觉舒服,而忘记了被激怒了的中国人也有可能并不想让西方人感觉舒服——他甚至都忘记了,美国的国父们当时也没有给英王写一封礼貌的信,用礼貌来博取英国人的好感,而是拿起了武器)。然而,这样一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因而也是不道德、非正义的。即使我们不谈道德和正义,仅仅是从实力的角度说,这样一种关系也早已不符合中国与西方的实力对比。今天的西方和中国,必须处在一个更平等的关系之上,如果说中国人应该努力争取西方人的接受,那么,西方人也需要争取中国人的接受。如果今天仍占据实力最强地位的西方人和拥有13亿人口、实力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人不能互相接受对方的存在——即使这种存在并不能让另一方十分满意,那么,高兴的只能是蟑螂,而人类的前景则会非常可悲。这一点,很多西方人似乎并没有明白和适应,有些崇洋媚外的中国人似乎也没有明白和适应。然而,为了人类能有一个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未来,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必须明白和适应这一点。
    要让对方接受,就有必要了解一点对方的想法。从中国这方面来说,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除了少数年份,中国人都在努力学习西方,努力了解西方人的想法,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西方人的首肯,什么事情都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即使这样,也许中国人对西方还是不够了解,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努力去做了。我认为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至少不像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那么离谱。我们从旅美电影女演员陈冲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得知,某些美国政客居然声称:对火炬接力的抗议会“为旧金山民众提供一个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来帮助13亿中国人获得自由和权利”。陈冲写道:“再没有比这样的说法离事实更远的了。”我的印象是西方人当中这类离谱的说法很多,很流行。我确实感到,西方人,包括他们之中的汉学家、新闻记者,乃至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人,也许被那些因为有求于他们而向他们献媚的中国人惯坏了,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想法太不了解了。这种不了解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傲慢,还是出于包围着他们、向他们献媚的中国人的欺骗,都是危险的,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不幸的。现在,确实轮到了西方人做出一点主动的努力,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中国人的想法的时候了。
    我就是想帮助西方人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中国的一般人——当然主要就是汉人了——对于西藏问题的一些看法,以及由西藏问题而导致的对西方人的看法。当然,有些人会质疑我凭什么说这些看法就是中国一般人的看法——我没有做民意调查,我的这篇文章也不是学术性的。但即使我做了严格的随机抽样的民意调查,写成学术形式的文章,同样的质疑还会存在。但我想,2008年三四月份所发生的事情本身就是我在下面将介绍的那些观点是中国一般人的观点的最好证据。据说,2008年三四月份发生的事情使得不少西方人很“震惊”。其实,如果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想法有更多一点的了解,就不会感到“震惊”了。
    其实中国的小资们挺喜欢西藏文化,当然包括我这个不算小资的,我也喜欢。外国电视台到我家里来录像,我就让他们看我的佛像,我告诉他们,我的佛像中只有一尊是汉传佛像,其余都是藏传佛像。我给他们讲汉传佛像和藏传佛像的区别。汉族人喜欢西藏文化的很多了。汉族人是把西藏人作为兄弟对待的,是很爱护他们的,绝没有敌视他们、*他们的心思。我说:你们西方人最好懂得这一点,也别听西藏人当中的少数人误导你们。
    道德?你西方人甭跟我讲道德!就像网上那个年轻人所说的:你从世界各大洲除了欧洲都卷了铺盖,你就有道德了。
    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1)
    ◆ 宋强
    回到常态:道德上没有谁比谁更优越
    2006年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图书选题,名叫“驻京办”,不是后来出来的那个特别火的《驻京办主任》,为什么这个选题我们准备得非常早,却失败了呢?因为我们这位作者朋友的写法和思维是非常不对的,写法不对,会造成一个非常好的选题白糟蹋了,东北话说:瞎了。那个小说有很多令我们困惑的地方,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小说一上来就出来一个级别很高的官员,表面挺廉洁,却有十个大小老婆。我们跟作者沟通,说现实中有妻妾成群的案例,但是这不是一个生活的常态,这也不是一个常态人物,按照术语的讲法,“这一个”没操持好。小说好比一道菜,你上来这么加佐料,读者肯定会对你的功力不信任。总之,小说靠这个来呼隆,不是一个好的走法(地摊文学这么表现倒可以)。在常态中揭示非常,揭示非常之所以然,这才是社会小说写人状物的合理路径,也体现令人信服的功力。
    我引这个头的意思是,我们的思维品质,不应该被猎奇文学的套路所左右,虽然生活时时在模仿艺术,虽然我们在当下看到的荒诞,不比荒诞剧更逊色。我们也可以因为失望尽可能嘲讽,尽可能展现我们“消解”的功夫,我们可以以辛辣的口吻评置八方神圣,然而“消解”了以后怎么办?就如李泽厚所追问的:“解构之后总得有所建构吧?不能仅仅剩下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自我’‘当下’吧?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可以走极端,往解构方面走,但是在伦理学以及整个社会建设方面,就不能只讲解构,不讲建构。如果把一切意义都解构了,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原则都解构了,那社会还怎么生存发展?”
    我经常和朋友们交流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穷国,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比西方人差得远,中国人的人生困顿严重得多,现代化进程还有待普济,有待完成。然而为什么偏偏是一些中国人,最爱显露出一副超级嬉皮士和后工业弃儿的样子?为什么偏偏轮到某些中国人,对什么都不在乎,把缺乏敬畏当作潇洒、当作人格强大?我所知道的美国人,那么单纯地爱慕着自己的战斗英雄和国家的图符,那么傻里傻气地爱戴自己的体育英雄,按照我们的标准看,他们哪是洋人啊?个个土鳖,整个一个幼儿园嘛!我所看到的日本人,交际语言不像中国人那样富有文学潜力,更缺乏我们所说的“职场智慧”。他们确实“小”啊,一望就看到底啊,愣头愣脑,个个都像“新来的”。且不说韩国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排队贡献金银首饰的表现,韩国人会这样由衷地赞美自己的祖国:“我们国家山清水秀,四季分明,比起那些连水都喝不上的国家来,我们生活在多么好的国土上啊!”——这类语言,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前面,多么“老帽”啊!为什么偏偏是我们,显得那么不纯朴,应景催情的修辞手段这样发达,在很多很容易解决的基本概念上,却永远是反向思维?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在这里作态撒娇?
    我们时代的流行口号是“让生活更精彩”,谁也不会去拒斥精彩,我理解的精彩,并非咋咋呼呼的“秀”,它存在于大量的日常性规律和稳定心理掌控的情绪节奏当中。这就是我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具有的品质。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词,我个人的理解,“沉默的大多数”,并非单指人群,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选票*中暂时未显露的民意,“沉默的大多数”可能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如:个人内心中沉睡的感情,也许是更接近真相的感情——至少是作为落点和支架的正常感情。一个人变得愤慨而无理的时候,他距离他个人的真相是很远的;大多数时间我们是依托正常的感情来判断事物,说白了,就是理性——虽然现在,“理性”这个词儿被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们糟践得不成样子。
    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2)
    越是在信息的迷雾中,越发显示出达到真相的常态路径的可贵。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首要的意思,就是十多年前在“说不”一书里讲过的话: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数”在领略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家基础的原动力。我还说过这样的话:“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一切负面的因素,其实在丰富着我们的感情,激励我们趋善避恶,而不是导向失败主义。其次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此时,此刻,现今,现地,让飞越的情感落地,就是我们以常态心看社会,以常态心看人,甚至以常态心看待我们的敌人,这就不容易了。当年分析*,我们就尽量先去接近他的世界。道理很简单,假如上来就公告*心理扭曲,这也未必公允,他走过的道路,可能是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和司马辽太郎描述“二二八”血腥之夜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所幸这段话出版社没有给删掉。台湾人告诉我,这样的表述,至少比“把*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样的时评容易让人认真对待。当然,我举这个例子,还不是单说宣传的可信度的问题,极端并非常态,人不能老靠激越的感情活着。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一个哥们儿化了点缘,到都江堰一所学校去捐。殊不知人家学校不太领情,他愤怒,开始“吁天”,骂人家利用爱心牟利。我赶快告诉他你别再发短信散帖子了,别再搞兴奋点唤起网民兴奋至死了好不好!你不能指望人家老是在凄惨的心情里任由摆弄,今天我们为死者哭泣,明天一切还是要继续,人家还不是要为自己的单位经营,要算计下面的日子怎么过,你不能因为人家遭灾了可怜了,就剥夺人家从长计议的权利。况且还不说你也有图谋在里面,你就更没有必要这么理直气壮,认定了自己道德上比人优越。这事儿后来我问了当地一个副县长,说很多单位拿钱,指名道姓就是捐那一两家学校,当地民政部门只好搞个排名,谁捐得多,谁拿这个冠名。虽说变了味儿,但也可恕。要以常态心来看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