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中外的人物小诸葛白崇禧。
白崇禧，字健生，回族，广西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他的始祖伯笃鲁丁是元朝进士，原籍江苏江宁府上元县。其后人游宦粤西，落籍桂林。明太祖时，禁止国人用外国姓，于是改柏为白。白崇禧出生于1893年，五岁时开始读私塾，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后又进入会仙小学就读两年多。1907年，14岁的白崇禧决意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白父在白上小学前已去世，家里条件不好，他母亲支持儿子外出求学，卖掉了两亩半糯谷田，为他凑了路费。来到桂林后，他听说新办的陆军小学堂正在招生，便毫不犹豫地去报了名。本来，学校规定考生需年满15周岁。但在当时，并没有严格的出生证明，白崇禧按虚年，也有15岁了，于是他就瞒报了一岁。考试后放榜，在1700多考生中，白崇禧以第六名的成绩榜上有名。
正如《老子》所说，福兮祸之所伏。白崇禧太顺利了，未必就是好事。入学不到三个月，白崇禧突发恶性疟疾，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效药品对付这种病症，只得回家休养。蔡锷爱才，见这样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有病，同意白休假，没有命令他退学。但白崇禧在家一躺就是一年，病情时好时坏，难以到校上课。这样，白崇禧只好提出退学的要求，黯然回到家中。
又过了半年，白崇禧的病稍有起色，他重返桂林，正遇桂林初级师范招生，他立即报名，在900多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然而，白并没有抛弃对军事的研究，他仍在关注军事知识，特别关注国内局势的变化。
1907年冬，陆小第二期招生，结果引出了后来成为新桂系首脑、民国副总统、代总统的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两江圩乡(音浪)头村人。两江圩是一个距省城桂林不远的小镇，李氏居住此地，世代耕读为业。其祖父李印廷，字如玺，懂医术，尤精小儿科，在两江一带颇有些名气，家有薄产，以耕读传家，不靠行医过活。父亲李春荣，号培英，为李印廷长子，娶妻刘氏，生子女11人，长成的有五男三女。其时，李家因分家析产，人口众多，家道已中落。李培英个性倔强，任侠好义，曾做过私塾教师，又一度去马来亚做苦力。因代表受欺骗的华工与英方资本家交涉斗争，被资方解雇，只得回到家乡。李宗仁生于1891年，在其上有两个兄长，但长兄早逝，故在其后的五兄弟中行二。父母希望这个儿子仁、德兼备，就给他取名宗仁，字德邻，取《论语》“德不孤，必有邻”之意。
李宗仁少时，家境贫寒，半耕半读，先后在他父亲等人的私塾和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学校在桂林）读书。后来还曾到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当过学徒，可惜学艺未精，没能独立操作。学文之余，他也曾习武，练习拳脚。1907年冬，李宗仁参加陆军小学堂第二期招生考试，录在备取生第一名，本可顺利入学，但出人意外的是，因乡间交通不便，接到消息，匆忙赶到城里，时间已晚，报到时他迟到10分钟。当时，陆小的重要负责人多为从日本刚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认法不认理，报到时限一过，即取消入学资格。李宗仁欲哭无泪。
虽被取消入学资格，但李宗仁已被这所新学堂的气派所吸引，他并不气馁，回乡后再到父亲私塾中苦读，终于在翌年冬考取陆军小学堂第三期。在他的同学中，常有些人吃不了苦，托病请假，不出操，不上课的。李宗仁学习却非常用功，出操上课皆循规蹈矩，从未请过一次假，甚至未迟到、早退过一次，甚为师友所推重。特别是术科训练，他更是一丝不苟，一有空暇便往操场上跑，别人做一遍的动作，他做十遍。由于练得狠，鞋也破得特别快，只好把其他同学打算扔掉的鞋要来，找鞋匠补好再穿。由于训练刻苦认真，锻炼又勤，加上身体健壮，又自小学过几手拳脚，术科各项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尤以器械体操为出色，每逢课余，他到场上训练，就像作精彩表演。凡有李宗仁在操场上练习，不仅同班同学，甚至下届学生，上两届学兄也到场上观看，指点评价，高声赞扬。劈刺更是他的拿手项目，许多比他年纪大身材高的同学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技术纯熟，动手敏捷勇猛，那些人与他一交手，就只好取守势。这样，李宗仁在同学中就有了“李猛仔”的外号。李宗仁在训练场上尽管凶猛，平时与同学相处却特别敦厚，只要同学有为难事，他都愿意相助。他对自己要求又严，对校方各项规章制度都严格遵守，因而校内上、下对他这位来自乡间的“猛仔”印象都很好，同学们也都愿意与他交往。在李的周围，有着一大帮与他志趣相投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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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生活(2)
陆小第三期招生，在广西各地引起强烈反响，日后的桂系第二号人物黄绍竑也急急向桂林赶来。
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一里山嘴村人，这里距广东的边界不足十里。黄氏先祖源出中原，因满清入关，避乱南迁，落籍容县。其父颖悟过人，幼年即中秀才，后举孝廉不仕。家居除孝亲教子外，则博览群书，并习农工百艺以自娱。他精医理，常在乡间行医济世，后又在乡间提倡以祠产办新式学堂，让青少年学习新知识。1895年黄绍竑出生时，正是中日战争的后一年。1903年起，黄绍竑先后进入族中所办小学、中学读书，在这些新式学校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8年，黄绍竑已13岁，恰逢桂林陆军小学堂招生，按他父亲的意思，是叫四兄天择（绍竦）去考，因为天择的年龄比绍竑大一岁多，身体也比绍竑壮健，比较符合应考的条件。黄绍竑对陆军也极感兴趣，要求父亲准许他同去，父亲因他年龄不足，身体瘦弱，没有马上答应，为此他哭了一天，不吃也不喝。父亲见他态度坚决，心中不忍，也就答应下来。黄氏兄弟二人，刚到容县城，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死亡的信息传来了。父亲因恐有事变发生，派人追赶，将他们接了回来。不久，溥仪继位。他父亲知时局已安定，于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春，让他的二兄永邦(绍彦)将他兄弟二人送到桂林参加入学考试。
黄氏兄弟赶到桂林时，陆军小学堂第三期招生已结束，于是黄天择考入桂林中学，黄绍竑考取了兑泽高等小学。半年后，兑泽与蒙泉两校合并为广西模范小学，校址在皇城内旧贡院遗址上，与初级师范为邻。1910年春，陆军小学堂第四期招生，黄绍竑立即报名参加考试，如愿进入陆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自从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建成后，陆小面貌焕然一新。校内是新式的楼房，礼堂高大雄伟，大操场设施齐备，操场两侧是教学楼与学生宿舍。学校的教官及各部门负责人均身着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蹬长统马靴，腰挂一柄明亮的指挥刀。走起路来，军刀拖在地上，加上皮鞋着地的踢踏声，真是威风凛凛。总办蔡锷将军有时也来校视察。那时蔡锷也就30岁左右，仪表堂堂。特别是他上马时的雄姿，令那些小军校生惊异不已。蔡锷先将皮鞭向他那匹高头大马身上一扬，待马跑出十数步后，他才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双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马即载着将军飞驰而去，留下一群毛孩子的赞叹声。
要说在陆军小学堂，除了精神生活习惯日渐军事化之外，军事学术，其实是很简单而肤浅的。而普通的课程却居于主要的地位，其程度约相当于普通的旧制中学。按照主持者的设想，陆军小学无非两个目的：第一是锻炼学生的军人体格精神与生活习惯，第二是培养学生将来在军事学术上必须具有的自然科学基础。可以说，由陆军小学直到陆军中学，这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学校对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教师的教学都很认真，学生的文史与数理知识，都能达到相当程度。那些军校学生，实际上还是一些大孩子，要说有什么宏图大志，也未必真如此。他们对于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还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这些内容对于身体健壮、又有武学根基的李宗仁等人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未免困难重重。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孙中山、黄兴等人，都到广西活动过，在桂林的那一班新人物，大都与广东一带的革命党人暗通声气，秘密进行革命工作。这些革命党人来广西后，不懈地在民众中，尤其在新军和学生中开展活动，倡导反满革命，传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一些倡导革命的禁书，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洪秀全演义》等，都在学生中暗暗传阅。学校的阅报室中，也公开订有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民主报》等新报纸。革命党人甚至计划在干部学校举行毕业式，正式成立新军时，开始发动革命。然而就在这时，接连发生好几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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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生活(3)
当时，尹昌衡、覃鎏鑫、吕公望、赵正平等出版一种《指南月刊》，这是广西最早的定期刊物。覃、尹、赵等分任编辑撰述，吕为经理，第1期出版，就销了3000多份。由于言论激烈，该刊被巡警道胡铭盘封闭。他们又改出《南风报》，也只出了一期。该报不仅刊载石达开“扬鞭慷慨莅中原”的诗，还在封面插画的竹子叶里，暗暗画成“民族革命”四字，旁边一只公鸡在啼叫，题为“雄鸡一鸣，天下震动”，后被胡氏觉察而封闭。他们又改出《南报》。胡氏于是约见吕公望，以浙江同乡之谊，劝他们自动停版，不必以脑袋相拼。后经吕再三要求，于是以先送检查，然后付印为条件，准许他们出版。这样办报，言论毫无自由，已无多大意义，等于失败。
一天，干部学堂队长何遂在操场对学生演说革命，一时群情激昂。何遂忽然举手指向场中天桥，高呼道：“有志革命者，可跳此天桥，以示勇敢！”众学生纷纷响应。一个学生因跳桥不慎，伤及腿部。此事传扬开来，干部学校就成为政府监视的目标。
在陆小，先后发生了驱蔡倒蒋风潮。当时因军费不足，干部学堂所培养的干部过多，无法安排。作为兵备处总办的蔡锷下令举行甄别考试，以国文程度作为取舍标准。这种方式本来没有问题。谁知干部学堂的学生，分别来自湖南与广西，其中湖南籍学生国文文化程度明显高于广西籍学生，结果，获得留校资格的120人中，湖南籍学生竟有90多人，被淘汰出去的几乎都是广西籍子弟。于是社会哗然，各界人士群起攻击，陆小学生也参与驱蔡运动。全校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坚守不去。抚台派人软硬兼施，学生竟毫无顾虑，高呼口号。蔡锷终于离桂赴滇，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不久，陆小内因教官与学生间产生纠纷，继蔡后担任总办的蒋尊簋为维护学校风纪，下令开除学生，闹成###，要求蒋下台。虽然这次###没能成功达到目的，但学生经过这些风潮的熏陶，头脑中不知不觉地都有时新的观念了。
种种事件引起了张鸣岐的注意。张氏搞新政，但决不允许在他的地盘上出现革命，他必须将此种情况阻止于萌芽状态。一天，张鸣岐宴请尹、杨、孙、覃等，席间以话套话，谈及时事。那尹昌衡已吃得半醉，不觉冲口而出，说道：“中国要想强盛，非革命不可。”王勇公怕尹再说下去，将他们的事都露了出来，忙从桌子下用脚踢尹，不想恰好碰到了张氏的脚。张鸣岐笑了笑，假意说道：“革命嘛，革故鼎新，应天顺人，并不是一件奇怪或可怕的事情，我们刷新军政，建立新军，就是革命。以后大家不要有所顾虑，畅所欲言好啦！”又一次，在酒醉饭饱之余，谈到了武器。张拿出他新置的手枪，给大家传看，并说这是革命武器。尹昌衡接枪在手，连放三响，将窗上玻璃击碎。酒桌上的这等举动，本属酒后发疯，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张鸣岐看来，这不是要革命又是什么。但阴险的他当时拍手高呼：“壮哉！壮哉！”散席后，还送给每人一把安南刀，以示深相结纳之意。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感情本就容易冲动，得到这种暗示，还以为张鸣岐真的会赞助他们进行革命，情绪愈加激昂。不料张已布下罗网，先派得力人手换掉干部学校校长、学兵营营长、兵备处总办及陆小监督，并将原任陆小监督的雷寿荣和兵备处经理科长孔庚，先后拘捕扣押起来。随后又威逼利诱，限这班青年人于两月内全部离桂。特别指定陈之骥、杨曾蔚、王勇公、孙孟戟4人，在3天内先行离开桂林。尽管张氏以其淫威暂时达到了目的，但广西经这班人的鼓动提倡，一般青年，尤其是学兵营及陆小、干校学生，脑海中已注满了革命思潮，都在摩拳擦掌，等待时机的到来。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