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月里大家一起策划,在磕磕碰碰中把这部片子的撰稿完成了。这个专题,说白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和她的首都梦想与实现的“豪情阐述+盛世抒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去设置一些复调,一些舒缓的、亲民的“夕照街”式唱晚,不管你怎么编排得温馨收敛克制,肯定不能回避那种咋咋呼呼的“平安大道”“鸟巢飞跃”的大风景大挥写。一句话,你要写一部正在实现巨大扩容的时代进程的赞美诗。
那次会上,忘了是哪位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认真想一想,30周年的纪念和1998年20周年的纪念应该有什么不同。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有著名的马未都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大国崛起》的总编导任学安和《复活的军团》总编导金铁木。会上大家都提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讲:反映成就是必须的,但是,能不能层面再丰富一些,不再仅仅把兴奋点着眼在“变化”上面?我们是否还要扣着“变化”来煽情?除了展示“变化”和时空落差、“财富史”的梦想工厂,我们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当场我就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30年和20年都搞纪念,但30年比照20年,我们真的要体现出新意,这还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需要。20年和30年,从欣然隆庆盛世,到现在的强化了一些焦灼,多了一些反思,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难道只是跟心绪变化的不同有关系?
我想说的第一个题义:我们的忧虑就在于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像《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这类东西臭了大街,策划人和写歌的并不冤。许多策划人就是爱犯这样的毛病,一个点子,也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自己在那儿越想越兴奋,“小圈子激动”,合理性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很多失败的策划,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把自己小圈子冲动当成别人也一准儿有的情绪。
那次会上,我也说了这样一些话:写30年的历程,政绩肯定是要反映的,“成功学”的魂儿一定要有的,但张扬昂扬情绪和展望未来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不同人的情绪。如果像惯常的思路,一味赞美成功人士,一味不加克制地渲染对资本家的艳羡,按照“财富史”的套路来比之兴之,那我们做出来的片子将是一个有肉没骨的东西。
说得更不好听一点儿,这就是一个势利眼的东西。
当然,一个片子的承载量是有限的,但至少可以稍微有些创意,一窝蜂去踩“悦宾饭店”,去磕“傻子瓜子”,甚至于,还像过去那样,去给可口可乐、肯德基做免费宣传,对开放的理解都浮于这些,那我们未免太菲薄了一点!
物理意义上的扩张和增量,怎么去夸耀都不过分,但是,如果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套路,喋喋不休地告诉人民:哪些大工程诞生了,盖了哪些大房子,如果总是跳不出“划时代的”“改写历史”“让我们见证今天”这样的表述,我自己会不会捏着自己的鼻子,暗叹我的俗气?而在很多大型直播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主持人讲出来的(实际上是文案告诉他们的)净是这些把“咋呼”当诗意的东西。一次,两次,你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这是改写……的一天”,可以,而且这种表述确实依托了某种时空优势;但是总把这种感觉无休止强化,过了头,就是幻觉,依仗今天的优势对历史卖俏,不地道,卖弄过了,是经不起推敲的。书包 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书包网
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2)
可惜这个话题没有怎么展开来说,但是却有一种激活的功能,“说点别的……”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2008年初,我开始设计这个编年体30年的时候,似有感应,不可遏止地迷恋上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城的时代风景——地震棚,那个时候是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北京居民的窘迫家居,居然因为地震的“恩惠”得到“改善”。地震棚,注定不会进入北京民居史的记载。我设计了地震棚作为一个时代缓慢开始的意象。编导照着“地震棚往事”拍着拍着,地就摇了,本来是带着一种“得了便宜卖乖”的心理忆苦思甜,结果“往事”变成了现实……这一段审片的时候给删了,可能他们觉得这种“呼应”写法,不太好把握火候。我在想,大概写文章的人都在一种怪怪的思维上游走,所以当2008年大地震来临时,我宁愿以己推人,认定发表“天谴论”的朱学勤就是文人式的神叨叨,不晓得如何克制自己的孤愤,以至于走了火,而已。
“国运”这个字眼,我们是不怎么常用的,因为既然说到“运”,就有否和泰的区分。把“运”挂在嘴上,有点唯心,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暗示。国家的走势什么时候也像田园经济那样看天吃饭了?但是你沉下来想一想,说“运”还是有道理的,要不国歌怎么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8年,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年代,神奇得让最有想象功夫的人都没有心思另编故事了。比较绕口的说法,这一年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别误会,这不单是指人心险恶),反过来,你不想来什么,也有不想来的上来凑趣。按照晚会台词的说法:这一年,崇高的感情和激愤的情绪交织;这一年,愁苦和欢乐同时。在专题片制作的期间,我在电视台的“编导人员公约”上签字,大意是:不得擅自参加灾区报道,不得参加抵制家乐福等等活动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以前,在我的写作中,没有一部作品像这个时间传记那样命运多舛,受到形势干扰如此之频繁。其间的情绪起伏,忽嗔忽怒忽悲忽喜,感觉是被剧场里的急峻气氛追迫着,写着写着就疑心自己落伍了。
这一年真是光怪陆离,值得我们停下来掂量掂量。
十多年前我们写《中国可以说不》,质问过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那时候这个词还没有被炮制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国内形势好一点,你们就越要泼冷水啊?什么“投降兴趣”,什么“维持会理论”,什么从春秋战国和克里特文明解读出“分裂比统一好”,还有什么“宁做苟活的亡国奴,不做饿死的中国鬼”。当时看不起这帮臭知识分子: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你们那么多的切齿仇怨?都是中国人你装什么孙子?但十年间仔细想想,也心平气和了。愤懑,其实也是一种需求,哪怕你把它贬低为“消费需求”,它也自有其深刻的由来。本土愤懑成气候,情感共振不是那么和谐了,你就要剖析解决,不能老是抱怨有人不图感恩、不知好歹、不识大体。
大概也能感觉到逆反心理的存在,官方社论也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从世界和时代的坐标上去认识,才能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有源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才有生机活力。” 我对这段话的解读,还是有一些对民心浮躁的吞吞吐吐的抱怨。但这个社论的意思确实不坏,比方说,做一个电视节目,要提高收视率,一定要找到情感共振点,共振点出了问题,你不能上来第一反应就是观众品味低。现在,国家社会的情感共振点确实有问题存在,你不能还是老一套,还拿上世纪80年代的俏皮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嬉皮笑脸回应。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这么做了。
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3)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就要建立共识,再困难都要努力去建立。国运多艰,切莫失去张致。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还是少一些万金油式的“明白人”为好
我个人的感觉,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总体不是太高调的,是比较克制的。这就证明现在的领导人沉稳,心中有数。举办奥运会就是一个盛典,就是改革开放成果的现场总结,没有必要一轮一轮“火树银花不夜天”。从宣传策略来说,这里面有一个张弛有度的问题,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你强化了这个30年,那么60年大庆,你又要整出一个什么调子?在60年和30年的调子里,又要体现什么不同的侧重?并非我不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而是担心带着各种特定情绪的人借势上架,形成对撞,大家又来一次吵架。而且现在形势确实有点紊乱,我们近年来感到的困惑是,不论是局部危机还是总体性危机,给人的感觉都是坐等而来的。处理起来急急惶惶,有点捉襟见肘。早些年,北京下雨,水排不出去,哎哟,你看那个乱劲儿哟,城市系统差点瘫了。这一两年问题更多,发生了群体事件,领导批示说“……是第一位的”,三鹿奶粉祸国殃民,又表态“……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成了“重中之重”,一句老话:多中心就等于没中心。不是乱了张致吗?银行先是提高利率,不到两个月马上要刺激,哗哗往下降,这不是看天吃饭吗?听一个老同志说,中央开会的时候,开始的议题和会议结束的决议完全不一样,大呼隆、大拐弯。这些智囊是干什么吃的?连我这种“领导学”“管理学”的外行都看得着急。这不像我做电视那样被牵着鼻子走吗?这是怎么了啊?
说到“中国不高兴”,不能回避的是我们普遍能感到的内政的愤懑,说出这一点来,并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为什么我要对一切高歌猛进的表演表示低调?是因为我看到大多数的“睿智”表演体现出的情绪和无意中露出的那种狞笑,看不到那种出于真正挚爱我们这个国家,挚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本能的质朴情怀,没有因为挚爱而体现出的忧伤。如果说稍微优秀一点的中国人都靠着抖机灵打发日子,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实我是明白人”,而做明白人的动机,就是不管将来怎么样,都能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上。大家都去这么自以为是,那么这个国家怎么办?
在一个小范围聚会里,我听到宋晓军讲述他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所见所闻,他描述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不受人欺负而辛勤工作的人,他的描绘,令人想起了一部正在消失的民族传奇——“哈军工”的昨日故事,想到《神火》,想到《暗算》里701单位的画面。那些寂寞的英雄,并不拒斥布尔乔亚的青年男女,他们所肩负的,就是让中国走出“不高兴”的阴霾,他们为此是付出了代价的,但是相信没有一种代价会比起现今当下,范跑跑和《色·戒》所引起的欢呼,会让他们更加痛心。
由此想到的是另一番图景:借民众对内政状况的正当的愤懑,让那些自我作践的民族观、价值观重新抬头的颓废的舞蹈?难道我们真的到了一个可以离地飞升的时代了吗?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人物”,像我们这样不知羞耻地玩“超越”,“超越”得一切底线都可以不要,一切可能的认同与共识都可以消解?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智识人士,敢于以霸权大国的“第五纵队”的姿态来狺狺于大庭广众(而且根本不打算掩饰这一点!起码甘愿做第五纵队不以为耻,是一个心理现实)?所以,讲到“中国不高兴”的林林总总,必须要道破这一可悲的心理现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4)
最近的某一天,听到作家萨苏讲他的父亲——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正在被癌症折磨的现状(他父亲所在的那个专家组,所有的人因高危工作环境而患上肝癌并先后辞世)。在这里,我引用萨苏献给父亲的一段话:
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走向天涯,无法再做一个好的儿子或者女儿;……用中国人特有的坚韧和悟性,来完成别人视作畏途的工作,一如世界每个角落我们的同龄人在做的一样;不过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平实地做人,我们维护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荣誉。
“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在善变者的眼里,这是多么迂腐的感情啊!但是,说出这一点关于“国家认同”的话,就真的那么令人难堪吗?
我有一个70后的朋友,对时局的看法是悲观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我大不一样,但他的话充满“一损俱损”的忧虑,和流行的卖弄高超的冷峭形成对比,我觉得他的感受是可贵而孤独的,但未必孤立:
为“反”而“反”一定是不对的,但情况确实是,民众的被剥夺感并非没有来由。官员的傲慢和不敬岗,又加剧了这一矛盾。
也许已经错过了从政府到民间建立基本共识的时机。改革,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而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
“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这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