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月里大家一起策划，在磕磕碰碰中把这部片子的撰稿完成了。这个专题，说白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和她的首都梦想与实现的“豪情阐述+盛世抒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去设置一些复调，一些舒缓的、亲民的“夕照街”式唱晚，不管你怎么编排得温馨收敛克制，肯定不能回避那种咋咋呼呼的“平安大道”“鸟巢飞跃”的大风景大挥写。一句话，你要写一部正在实现巨大扩容的时代进程的赞美诗。
那次会上，忘了是哪位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认真想一想，30周年的纪念和1998年20周年的纪念应该有什么不同。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有著名的马未都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大国崛起》的总编导任学安和《复活的军团》总编导金铁木。会上大家都提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讲：反映成就是必须的，但是，能不能层面再丰富一些，不再仅仅把兴奋点着眼在“变化”上面？我们是否还要扣着“变化”来煽情？除了展示“变化”和时空落差、“财富史”的梦想工厂，我们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当场我就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30年和20年都搞纪念，但30年比照20年，我们真的要体现出新意，这还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需要。20年和30年，从欣然隆庆盛世，到现在的强化了一些焦灼，多了一些反思，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难道只是跟心绪变化的不同有关系？
我想说的第一个题义：我们的忧虑就在于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像《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这类东西臭了大街，策划人和写歌的并不冤。许多策划人就是爱犯这样的毛病，一个点子，也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自己在那儿越想越兴奋，“小圈子激动”，合理性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很多失败的策划，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把自己小圈子冲动当成别人也一准儿有的情绪。
那次会上，我也说了这样一些话：写30年的历程，政绩肯定是要反映的，“成功学”的魂儿一定要有的，但张扬昂扬情绪和展望未来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不同人的情绪。如果像惯常的思路，一味赞美成功人士，一味不加克制地渲染对资本家的艳羡，按照“财富史”的套路来比之兴之，那我们做出来的片子将是一个有肉没骨的东西。
说得更不好听一点儿，这就是一个势利眼的东西。
当然，一个片子的承载量是有限的，但至少可以稍微有些创意，一窝蜂去踩“悦宾饭店”，去磕“傻子瓜子”，甚至于，还像过去那样，去给可口可乐、肯德基做免费宣传，对开放的理解都浮于这些，那我们未免太菲薄了一点！
物理意义上的扩张和增量，怎么去夸耀都不过分，但是，如果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套路，喋喋不休地告诉人民：哪些大工程诞生了，盖了哪些大房子，如果总是跳不出“划时代的”“改写历史”“让我们见证今天”这样的表述，我自己会不会捏着自己的鼻子，暗叹我的俗气？而在很多大型直播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主持人讲出来的（实际上是文案告诉他们的）净是这些把“咋呼”当诗意的东西。一次，两次，你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这是改写……的一天”，可以，而且这种表述确实依托了某种时空优势；但是总把这种感觉无休止强化，过了头，就是幻觉，依仗今天的优势对历史卖俏，不地道，卖弄过了，是经不起推敲的。书包 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书包网
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2）
可惜这个话题没有怎么展开来说，但是却有一种激活的功能，“说点别的……”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2008年初，我开始设计这个编年体30年的时候，似有感应，不可遏止地迷恋上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城的时代风景——地震棚，那个时候是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北京居民的窘迫家居，居然因为地震的“恩惠”得到“改善”。地震棚，注定不会进入北京民居史的记载。我设计了地震棚作为一个时代缓慢开始的意象。编导照着“地震棚往事”拍着拍着，地就摇了，本来是带着一种“得了便宜卖乖”的心理忆苦思甜，结果“往事”变成了现实……这一段审片的时候给删了，可能他们觉得这种“呼应”写法，不太好把握火候。我在想，大概写文章的人都在一种怪怪的思维上游走，所以当2008年大地震来临时，我宁愿以己推人，认定发表“天谴论”的朱学勤就是文人式的神叨叨，不晓得如何克制自己的孤愤，以至于走了火，而已。
“国运”这个字眼，我们是不怎么常用的，因为既然说到“运”，就有否和泰的区分。把“运”挂在嘴上，有点唯心，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暗示。国家的走势什么时候也像田园经济那样看天吃饭了？但是你沉下来想一想，说“运”还是有道理的，要不国歌怎么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8年，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年代，神奇得让最有想象功夫的人都没有心思另编故事了。比较绕口的说法，这一年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别误会，这不单是指人心险恶），反过来，你不想来什么，也有不想来的上来凑趣。按照晚会台词的说法：这一年，崇高的感情和激愤的情绪交织；这一年，愁苦和欢乐同时。在专题片制作的期间，我在电视台的“编导人员公约”上签字，大意是：不得擅自参加灾区报道，不得参加抵制家乐福等等活动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以前，在我的写作中，没有一部作品像这个时间传记那样命运多舛，受到形势干扰如此之频繁。其间的情绪起伏，忽嗔忽怒忽悲忽喜，感觉是被剧场里的急峻气氛追迫着，写着写着就疑心自己落伍了。
这一年真是光怪陆离，值得我们停下来掂量掂量。
十多年前我们写《中国可以说不》，质问过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那时候这个词还没有被炮制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国内形势好一点，你们就越要泼冷水啊？什么“投降兴趣”，什么“维持会理论”，什么从春秋战国和克里特文明解读出“分裂比统一好”，还有什么“宁做苟活的亡国奴，不做饿死的中国鬼”。当时看不起这帮臭知识分子：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你们那么多的切齿仇怨？都是中国人你装什么孙子？但十年间仔细想想，也心平气和了。愤懑，其实也是一种需求，哪怕你把它贬低为“消费需求”，它也自有其深刻的由来。本土愤懑成气候，情感共振不是那么和谐了，你就要剖析解决，不能老是抱怨有人不图感恩、不知好歹、不识大体。
大概也能感觉到逆反心理的存在，官方社论也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从世界和时代的坐标上去认识，才能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有源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才有生机活力。” 我对这段话的解读，还是有一些对民心浮躁的吞吞吐吐的抱怨。但这个社论的意思确实不坏，比方说，做一个电视节目，要提高收视率，一定要找到情感共振点，共振点出了问题，你不能上来第一反应就是观众品味低。现在，国家社会的情感共振点确实有问题存在，你不能还是老一套，还拿上世纪80年代的俏皮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嬉皮笑脸回应。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这么做了。
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3）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就要建立共识，再困难都要努力去建立。国运多艰，切莫失去张致。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还是少一些万金油式的“明白人”为好
我个人的感觉，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总体不是太高调的，是比较克制的。这就证明现在的领导人沉稳，心中有数。举办奥运会就是一个盛典，就是改革开放成果的现场总结，没有必要一轮一轮“火树银花不夜天”。从宣传策略来说，这里面有一个张弛有度的问题，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你强化了这个30年，那么60年大庆，你又要整出一个什么调子？在60年和30年的调子里，又要体现什么不同的侧重？并非我不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而是担心带着各种特定情绪的人借势上架，形成对撞，大家又来一次吵架。而且现在形势确实有点紊乱，我们近年来感到的困惑是，不论是局部危机还是总体性危机，给人的感觉都是坐等而来的。处理起来急急惶惶，有点捉襟见肘。早些年，北京下雨，水排不出去，哎哟，你看那个乱劲儿哟，城市系统差点瘫了。这一两年问题更多，发生了群体事件，领导批示说“……是第一位的”，三鹿奶粉祸国殃民，又表态“……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成了“重中之重”，一句老话：多中心就等于没中心。不是乱了张致吗？银行先是提高利率，不到两个月马上要刺激，哗哗往下降，这不是看天吃饭吗？听一个老同志说，中央开会的时候，开始的议题和会议结束的决议完全不一样，大呼隆、大拐弯。这些智囊是干什么吃的？连我这种“领导学”“管理学”的外行都看得着急。这不像我做电视那样被牵着鼻子走吗？这是怎么了啊？
说到“中国不高兴”，不能回避的是我们普遍能感到的内政的愤懑，说出这一点来，并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为什么我要对一切高歌猛进的表演表示低调？是因为我看到大多数的“睿智”表演体现出的情绪和无意中露出的那种狞笑，看不到那种出于真正挚爱我们这个国家，挚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本能的质朴情怀，没有因为挚爱而体现出的忧伤。如果说稍微优秀一点的中国人都靠着抖机灵打发日子，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实我是明白人”，而做明白人的动机，就是不管将来怎么样，都能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上。大家都去这么自以为是，那么这个国家怎么办？
在一个小范围聚会里，我听到宋晓军讲述他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所见所闻，他描述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不受人欺负而辛勤工作的人，他的描绘，令人想起了一部正在消失的民族传奇——“哈军工”的昨日故事，想到《神火》，想到《暗算》里701单位的画面。那些寂寞的英雄，并不拒斥布尔乔亚的青年男女，他们所肩负的，就是让中国走出“不高兴”的阴霾，他们为此是付出了代价的，但是相信没有一种代价会比起现今当下，范跑跑和《色·戒》所引起的欢呼，会让他们更加痛心。
由此想到的是另一番图景：借民众对内政状况的正当的愤懑，让那些自我作践的民族观、价值观重新抬头的颓废的舞蹈？难道我们真的到了一个可以离地飞升的时代了吗？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人物”，像我们这样不知羞耻地玩“超越”，“超越”得一切底线都可以不要，一切可能的认同与共识都可以消解？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智识人士，敢于以霸权大国的“第五纵队”的姿态来狺狺于大庭广众（而且根本不打算掩饰这一点！起码甘愿做第五纵队不以为耻，是一个心理现实）？所以，讲到“中国不高兴”的林林总总，必须要道破这一可悲的心理现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4）
最近的某一天，听到作家萨苏讲他的父亲——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正在被癌症折磨的现状（他父亲所在的那个专家组，所有的人因高危工作环境而患上肝癌并先后辞世）。在这里，我引用萨苏献给父亲的一段话：
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走向天涯，无法再做一个好的儿子或者女儿；……用中国人特有的坚韧和悟性，来完成别人视作畏途的工作，一如世界每个角落我们的同龄人在做的一样；不过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平实地做人，我们维护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荣誉。
“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在善变者的眼里，这是多么迂腐的感情啊！但是，说出这一点关于“国家认同”的话，就真的那么令人难堪吗？
我有一个70后的朋友，对时局的看法是悲观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我大不一样，但他的话充满“一损俱损”的忧虑，和流行的卖弄高超的冷峭形成对比，我觉得他的感受是可贵而孤独的，但未必孤立：
为“反”而“反”一定是不对的，但情况确实是，民众的被剥夺感并非没有来由。官员的傲慢和不敬岗，又加剧了这一矛盾。
也许已经错过了从政府到民间建立基本共识的时机。改革，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而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
“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这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