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昆！”她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进洞里，站在周子昆当年殉难的地方，放声痛哭，一任泪水滂沱……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以后只要有机会到泾县，她都要到蜜蜂洞去一下，凭吊烈士，怀念亲人。向亲人述说无尽的思念，向亲人表白革命的信念。
何子友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新四军军歌》，最喜欢用口琴吹奏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在老人九十华诞之际，南京图书馆的同志们精心制作了一块匾，上面刻写的就是《新四军军歌》的词和谱。本来提出这个创意的同志还有点担心：“这块灰突突的板子上面，没有鲜花，没有任何装饰，何妈妈会喜欢吗？”没想到的是，当何妈妈接到这块匾时竟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她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礼物更珍贵的了。当即，她就指挥她的一群孩子们把这块匾端端正正地挂在正面墙上，一进门就能看到。她还拿出口琴，兴致勃勃地吹了起来。吹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在采访何子友老人时，正逢南京军区副政委率领一行十多人来探望她，她很高兴，又从包里拿出口琴，说：“我给你们吹一个。”吹的仍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0岁的老人了，难得的是她对共产党的一往情深；周子昆离开她也有60年了，难得的是她对周子昆的一往情深。更难得的是她的新四军情结，丝丝扣扣，解也解不开，永远解不开！
教导总队的女教员
1938年8月的一天，红日当空。皖南泾县中村教导总队来了一位戴眼镜、穿旗袍的“客人”。她提着小箱子，脚步轻快地走着，一边不时用手绢擦去额头上沁出的汗珠，一边怀着激动的心情呼吸着这里清新自由的空气。这里的山山水水多么像无锡家乡的山山水水啊！原本它们是一样绿、一样青的，可是家乡已沦于敌手，环境已不再宁静，空气已不再清新。为了让祖国的河山重新美丽，罗琼把心爱的儿子交给奶奶，与丈夫一起毅然奔向抗日的队伍。今天，她比丈夫薛暮桥〔1〕先到了泾县。
“教导总队来了个女教员！”消息不胫而走。当时的教导总队只有邱一涵一个女干部，这是一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千山万水的女杰，从延安来到新四军教导总队任政治处宣传科长，她的丈夫袁国平是被毛泽东誉为“政治开展，经验也多”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任教导总队政委。罗琼的到来，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邱一涵亲自帮她领来了军装并为她换上。一套显得过于肥大的军装穿在罗琼身上，越发衬托出她的文静和秀气。邱一涵一边帮她整理衣服，教她打绑腿，一边笑着说：“这套军装太大些，你穿不合身，以后再换。将来你一定能成为一位既文雅又威武的革命军人的。”
罗琼却十分激动：衣服虽然不合身，但是很贴心，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要无愧于它，做一个真正的新四军战士。
罗琼的到来，立即引来了注视的目光。人们怀疑这位戴着眼镜的“文弱小姐”能否吃得了苦。罗琼也清醒地知道，光有文化知识还教不了课，还必须完全融入到军队的行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与他们打成一片；还要学军事，做真正的军人。
在备课的两三个星期里，她白天到队里去，与学员一起上军事课，观摩他们操练、打靶，休息的时候，与他们一起唱歌、聊天，听他们讨论，相互了解和熟悉；晚上回宿舍后再读书写讲稿。从住地到教导总队一、二队所在的清水湾村，约有三四里地，每天早起，踏着露水，迎着朝阳，沿着田间小路，听着啁啾鸟鸣，三四里地一眨眼就到了。每天来回也不觉得辛苦。一、二队是军事队，学员都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班排干部，以培养连长为目标。他们对这个新来的女教员能否理解他们的思想，体会他们的感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几个星期下来，他们开始喜欢这位女教员了。他们发现，这个女知识分子没有什么“臭架子”，与大家一起上课、出操，不怕吃苦，刻苦锻炼；她还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哪怕是举手敬礼、穿衣注意风纪这样的小事。开始时，学员们向她敬礼，她要还礼，可是她手老举不到帽沿上，只好又举手又点头，惹得学员们转过身去捂着嘴笑。她自己也觉得确实有点“四不像”，就下决心把它练好。几天下来，居然把动作纠正过来了。
一、二队的学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他们中不少同志是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认为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大家有田种、有饭吃，具备的实际上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罗琼针对这些情况，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引导他们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树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人类求解放的观点，克服小农思想、平均主义。由于他们文化低，知识面不广，罗琼在讲课中尽量联系实际，用他们熟悉的生活中的东西，反复举例，反复讲解。课堂上没弄清的问题，再花几倍的时间于课外。学员们从浅显的例子中明白了原来生活中还有这么多道理，学习有了兴趣，有了信心，沉寂的课堂变得活跃了。学员们对罗琼开始刮目相看，都说：“罗教员不仅人好，课也讲得好，真有学问！”
罗琼调到女子八队任教员时，与学员、干部住在一起，成了学员们贴心的好大姐。八队的姑娘们大都是初中、高中的学生，他们不愿当亡国奴才不辞辛苦来到皖南，追求抗日和进步；也有少数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有爱国的激情，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这个队的教育重点，则是传授理论、政策知识，引导她们由爱国主义深化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个人利益转向为民族解放、为社会进步而奋斗。
罗琼和学员们一起住在老乡家里，学员们住堂屋，全班同睡一个通铺，罗琼住在堂屋左边一个小屋里。每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后，那个小屋里的灯光仍久久地亮着，直到深夜。第二天，她仍然精神饱满、条理清晰地给大家讲课。
罗琼可能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曾经在八队听过课的女兵们，至今还记得她讲授的《社会发展史》，记得她把鸡和鸡蛋分别比喻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例子；她们至今还在感谢她，是她讲授的革命道理使她们开阔了眼界，坚定了革命信念，
罗琼的爱人薛暮桥于1938年10月也到了云岭。当时，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返回，途经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薛暮桥也正在那里。项英听说有一位要到皖南去的人是经济学家，十分高兴，虽然他们不认识，但他热情地邀请薛暮桥一起走。于是，薛暮桥乘坐项英的汽车一起到了云岭。在云岭，薛暮桥担任教导总队的训练处长，兼任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培养新四军军政干部的教学工作中。
薛暮桥是个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无论上课还是调查都认真负责。薛暮桥给学员讲政治经济学，虽然他有着浓重的无锡口音，有些名词术语学员们也听不懂，必须借助于板书，但一些新四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认为他的课讲得很好，观点鲜明，有血有肉，解剖透彻，比喻生动，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也能掌握课程的中心思想。
薛暮桥主持并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从事的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他们选择了皖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泾县、繁昌、铜陵、南陵进行调查，调查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封建迷信活动和皖南地区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和敲榨。调查过程本身就是我党我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对掌握准确的打击对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薛暮桥在讲课中，运用了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学员们理论联系实际，阶级觉悟大大提高。薛暮桥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就诞生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另一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经过修改的《政治经济学》，不但被新四军各抗大分校所采用，而且在香港等地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学》还被作为教科书，影响很大。
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军部受到大家的信任、尊重和喜爱，罗琼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光荣地当选为全军出席党的七大代表，于1940年1月，告别皖南，告别朝夕相处的爱人和同志，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3月，在军部召开的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她和薛暮桥、袁国平和邱一涵、朱镜我和赵霞君三对夫妇被选为模范夫妇，在全军受到表扬。
倔小姐到犟女兵
新四军教导总队女子八队分成八一队和八二队后，张明秀就到八一队当了政治指导员。她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的夫人，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同志。
张明秀是四川省昭化县虎跳驿镇南斗坝人（现属广元市），1918年2月6日出生在一个豪富之家。张家曾有良田百亩，商船数十艘，高堂华屋，富甲一方。后虽一度衰落，但张明秀的母亲是剑阁县一家豪门巨富的独生女，嫁到张家时，带来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箱柜妆奁，送亲队伍就排了一里多长。她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使张家又买了许多土地出租，并建造了新屋，重新过起了锦衣玉食、呼奴唤婢的生活。张明秀就出生在这富贵窝里。
张明秀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母亲在分娩前夕，梦见一只燕子绕梁飞舞，心中喜悦，全家都认为是个好兆头。等三小姐呱呱坠地时，立即有了一个十分亲切的名字：燕平，昵称燕娃儿，直到进了小学，才改名为明秀，成了秀娃儿。
一个人的出生成分，不能决定其要走的道路。这个有着秀气名字的女娃儿，自幼就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平等心，她不娇不骄，毫无小姐架子，对佣人丫鬟非常友善，对封建礼教极端厌恶，对繁文缛节不屑一顾；她性格豪爽，坚强勇敢，为此，从童年开始，就一直以“倔小姐”的戏称而闻名乡里。上学读书后，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她如鱼得水。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和影响下，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报刊，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叛逆心，对共产革命、世界大同充满了憧憬和热望。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打到昭化，在川北嘉陵江两岸燃起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打土豪，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张明秀的父亲虽然表示要把房子和土地分给穷人，被红军视为开明地主，但他也被革命的热浪吓坏了，不久就躲进了开元县城。张明秀早就对革命充满了渴望，她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母亲派佣人丫鬟守着她，又派四小姐张明莲看住她。结果，张明秀带着妹妹一起参加了红军，这一年，她17岁，妹妹13岁。张明秀和许多豪门小姐一样，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走上了一条奔向光明的大道。
参军后，张明秀革命坚决，作战勇敢，工作出色，很快就当了排长。长征开始后，爬雪山，过草地，妹妹在泅渡一条冰河时不幸牺牲。就在艰难的草地行军中，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后担任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上海瑞金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明秀，在回忆草地入党的情景时，神色庄严坚毅地说：“那时候，满脑子的实现共产主义，打碎旧世界，实现共产大同，救中国，解放天下的穷苦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什么都不怕！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啊！”说起妹妹，她眼中闪起了泪光：“部队过一条冰河，水流很急，河里全是大大小小的冰块，我紧紧攥着妹妹的手，过河时被一块大冰撞击，跌进深水，我被男同志救上来时已经昏迷，妹妹明莲却找不到了，她永远地留在了草地。当时，她才14岁啊！解放后，明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几十年来，我经常想念她啊……”
1936年10月，长征胜利后到达陕北，张明秀被分配到离延安200华里的宜川境内的云岩镇妇女干部学校，任党支部书记和一连指导员，全校有五六百人。她深感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一天，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来学校视察，问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张明秀说：“我提个问题！我不干这个领导工作了，请求到延安去学习，要是不给去——”何长工打断她的话，问：“要是不给去，怎么样？”张明秀原想说“不能胜任领导工作”，一急急出了一句话：“要是不给去，我就罢工了！”何长工对这位快人快语的姑娘留下了很深也很好的印象。张明秀不久就进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
在延安，何长工介绍她认识了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1937年9月，他们在延安结婚。婚后两个月，罗炳辉奉派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和叶剑英做国民党上层军事统战工作，并和董必武共同主持为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在中南地区的招生工作。许多革命青年怀揣着有“董罗”签名的介绍信，奔赴延安。1938年2月，张明秀也从延安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机要秘书，还兼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