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连借去应“到!”他那不慌不忙、煞有介事的样子,比本连的兵还像本连的兵,所以他特别盼望着清人数的日子。被几个连借去顶一回名,就得一回香烟、罐头的牙祭。冒名顶替的次数多了,他就能估算出当官的贪污军饷的数额有多大、油水有多厚,所以他才敢于在戴处长面前揭他们的老底。
    戴斌是“羊肉没吃着,反沾一身膻”,被张大山气得憋满一肚子气,却无可奈何,张口结舌的,俯身去捡那些金器。
    陆培林也不甘寂寞,毫无顾忌地要一吐胸中怨气:“要不是你们当官把贪污的军饷用去吃喝嫖赌,怎么能害得我们当兵的在克永冈挨了两天饿?差点没被日本人打死,却被自己困死。”
    那是在同古战斗中,新22师奉命驰援被困的200师,在克永冈附近与敌发生遭遇战。陆培林他们连在营长率领下,顽强地与日本的一个大队对抗着。当时是入缅甸以来该营的第一次战斗,弟兄们立功心切,斗志旺盛。该营坚守着一个隘路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阵地仍在我手里。因我军占据着有利地形,尽管敌人的兵力是我军的两倍,但我方伤亡极小,而敌人每冲锋一次,都要丢下一些尸体。眼看越战越勇,胜利在握,然而弟兄们却被饥饿困扰着。
    因为是急速驰援,给养一时没到位。官兵们一天一夜中,仅吃了随身携带的一些有限的干粮,以后就是在空着肚子打仗。挨饿的滋味实在难受,昏天黑地的,投弹时手脚无力,瞄准时手发抖无法定准。陆培林饿得脑子里嗡嗡直叫,一没留神一颗子弹嗖地射过来,擦着耳边飞过去,离脑袋只差几公分,好险。
    部队快要支持不住了,第二天清早才送来饭菜。大家怨声载道,营里怪团部,团部怨师部。师军需处有苦难言,师军部装载驰援部队的物资补给时,戴处长正在腊戍城一家餐馆里喝酒,等他酒足饭饱回来签发了单据,领出了物资时,部队已赶到前头去了,加上沿途向北撤退的英军车辆堵塞道路,一拖就是一天一夜,造成被动。为这事,杜聿明军长几乎就要严厉处置戴处长了。大概是碍于那位“军政要员”的面子,才不了了之。
    戴斌再也受不住了,捡起金子,直起腰来,冲他们低吼了一句:“好小子,等着瞧吧,老子向军长告你们去。”
    “哈哈哈!”张大山和陆培林解气地笑着。一个说:“那就拜托处座了,就说我们揭发你侵吞军饷,怠误了战机。”一个说:“你处座本人和手里的金子就是人证、物证。”
    戴处长跌跌撞撞地去找杜军长。
    33
    杜聿明大病以后,体质虚弱,眼看着特务连按他的严格规定每顿二两大米的粥食,也难以为继。代步的战马早就宰掉救了饥荒,每天只能拄着拐杖跟大家翻山越岭。常连长的死,令他悲伤了好几天,每当生活起居没有常连长在时那样周到、方便时,总觉得心里一阵阵刺痛,看到沿途倒毙的弟兄,也使他揪心不已。这一切,把他折磨得憔悴不堪,形容枯槁。头发久未修剪,蓬乱不整,胡须蜷曲,仿佛一团乱草,日晒雨淋的将军服一块黄一块白,破得几成褴褛,只有从那仍不失威严的目光里,才能发现几许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风采。
    时间是块磨刀石,入野人山以来的轮番折磨,把他往日的急躁性子渐渐磨钝了,凡事都看得淡薄、豁达些了,心境也开阔了。为了驱遣艰苦跋涉时的沉闷,使部队空气活跃一点,他也学着和随从人员说说笑,扯扯淡。
    这下,坐下来休息时,他正给弟兄们讲着一个九百九的故事。
    说的是从前有个财主,专门重利盘剥百姓。有一天,收账回家,天快黑了。过河时,河边只有一条船。他想上船,船老大故意说,不给一千文钱不给渡。他一听大怒,说平日只要十文,今天怎么要这么多?船老大说,平日是平日,今天是今天,少一文也不能上船。财主一听,便卷起裤腿,脱下鞋袜提着,准备涉水过河。因为背上扛着钱,走起来很吃力,没走几步,就软了下来,自愿加一倍,船老大理也不理。他一边走,一边加,老大还是坚持非一千文不可。快到河心时,水淹到胸部了,他已加到九百文,船家还是一动不动,气得他再走,水到颈部,他十文十文地加到九百八,船家仍不理。最后他一脚踩进深水中,还用力猛向上一蹿,大叫一声:九百九!随即沉到水底去了。
    弟兄们听得哈哈大笑,有的倒在地上,揉着肚子喊痛,有的扑在别人身上,结果连锁反应倒成一片。
    杜军长自己也笑得眯缝着眼,少有的开心。这故事或许排遣他心里的某些失落感吧。后来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时,他也向同所的“同学”们讲过这个故事。
    且说杜聿明正和弟兄们说着笑话,戴斌踉踉跄跄走过来了。他是没多少气力了,火气却还不小,见军长那么开心,嫉妒得很,揶揄道:“哟嗬,大军座倒是自得其乐哩。”
    杜聿明敛住笑容。他对这位军政要员的“小衙内”一向看不顺眼。看着那副面黄肌瘦的潦倒样子,暗自遥对着在陪都的那位要员叹息:你老兄算盘这次可扒错珠子,打发贵公子出国来发洋财,只怕要成九百九了。他问道:“戴处长,什么事?”
    戴斌没好气地说:“还有什么好事?我人饿得快断气了,你当军长的管不管?”
    特务连的弟兄们对这位仁兄也成见不少,以往去军需处领取物资,他都骄横得两眼朝天,刁难剋扣,以次充好。谁要是和他争辩几句,下次再去时,更不给好颜色看,有东西也说没有。眼下见他那副落魄的样子,没人怜悯,有人悄悄嘀咕:“你是大处长,都是在你胡子下捋饭吃的,还问人家管不管?”
    杜聿明耐心地对他说:“戴处长,你不是不清楚,在这为难之际,大家都一样,断粮断炊的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年轻人嘛,要坚持一点,多想办法,采采野果、刨刨树根什么的,对付着过嘛。”
    戴斌被张大山和陆培林气走,向军长告他们,只是顺坡下驴而已。其实,他想凭着要员父亲和杜聿明是同僚,在军需处揩的油不曾少了军座一份这些面子上,巴望着能混上一杯半杯残粥剩汤救救饿,没想到得到的是几句不咸不淡的废话。他绝望了,不由激起一股无名火,怨恨地盯着杜聿明,不管不顾地发泄道:“好呀,姓杜的,事到如今,你光凭一张嘴训诫人,屁都不管用。我只问你,还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
    “戴处长,不得在军座面前放肆无礼!”特务连副连长警告着。
    杜聿明压住快要升起来的火气,平静却决绝地说:“除了自己动手去采野果,实在别无良策。”
    有个弟兄还小声地惋惜道:“要是当时把那些吃几口就扔掉的美国罐头、牛肉干留下来今天享用,何需如此?”
    “哈哈哈!”戴斌失去了理智,歇斯底里地狂笑不已,“好呀,姓杜的,我恨!我恨包括你在内的党国大员们。要不是你们拒绝苏联援助,哪里要到缅甸来断送掉十万大军?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就是委员长的一意孤行!那次,委员长批评你留胡子,后来又‘刮’你的胡子,你就忘记了?”他说得更加语无伦次,“哈哈,不过我知道你杜军长心里也不舒服,这野人山的苦不是人吃的。你也沦落得人不人,鬼不鬼,就是委员长给你的好处呀!我知道你怨他,恨他,也不想听他的了。这不,你那胡子不是又留上了吗?哈……”虚弱的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亢奋,他不容任何人阻拦地说着、笑着,一副油尽灯枯、回光返照的样子。突然,他从腰间拔出手枪,旋即打开保险,扣住扳机。“戴斌!”副连长“嗖”地立起来,“你不得胡来!”其余的人也呼地起身,护住军长,剑拔弩张,气氛骤然紧张得要爆炸。
    “哈哈!你们,胆小鬼,都害怕了。看我的……”戴斌拼尽最后一点力气,趁人们愣神的一刹那,举起右手,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一扣扳机,“噗”的一声闷响,一颗子弹穿进大脑。顿时,一股殷红的血从枪眼里涌出来,淌在他的脸颊上。戴斌茫然地转了一下眼珠,定下格来,随即身子一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杜聿明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着,扒开护卫着他的士兵,走过去,痛心地说:“戴处长,你一个年轻人,何至如此轻生呐!”
    戴斌的死并不足惜,倒是他临死前说的“疯话”,勾起杜聿明深沉的痛楚。
    34
    诚如戴斌所说,苏联是抗战一开始首先援助中国的国家。但是,蒋介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中共,不过是不得已而联合之。他更欣赏的是德意的法西斯制度,战前就派人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还请了德、意籍教官和顾问,在军队中推行法西斯那一套。
    早在1937年12月国民政府退到武汉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一再对麦朝枢提出,由他们调停中日共同结盟,以对付英、美、苏。麦朝枢向蒋介石请示时,蒋表示可以商量。经过三个月秘密磋商,德、意、日三方达到一致意见:中国承认伪满,并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协约,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蒋介石说:“这条件太好了。如果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关于承认伪满洲国的文件,我绝对可以签署。参加轴心同盟,这也合乎我的理想。”并对麦朝枢封官许愿,“我现在请你担任外交部长,迅速进行中日议和谈判。希望早日成功。”
    足见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以出卖东三省的条件投靠法西斯阵营的心情是何等迫切。虽然后来由于日本板垣征四郎坚决反对与蒋对话,且坚决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致使这项谈判中途流产。但是蒋介石的骨子里已充满了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毒素,又怎能容忍红色苏联染指中国呢?这岂不是助长了中共的威风么?他本来就对苏联怀有宿怨。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然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跻身四强行列,但是斯大林对他从来就不屑一顾。四国首脑开会,凡是有蒋介石在场的,斯大林就拒绝参加,蒋介石对此更是怀恨在心,耿耿于怀,反共拒苏的基本思想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杜聿明印象最深的,也正是戴斌说到的,正是1940年12月的一次“官邸”会报。
    那时,杜聿明正青云直上,春风得意,作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个,不免踌躇满志,下巴蓄上了精心修饰过的胡须,颇有点深沉老练的味道。“男子无须不成像”嘛。
    那天的会议前,蒋介石早早地到了休息室和几个人在闲谈。杜聿明走了进去,蒋介石抬起眼睛,打量了他一番,微微一笑,问道:“这个,这个,杜军长,你今年高寿?”
    杜聿明一时不明就里,不自觉地往下巴上一捋胡须,如实相告:“报告校长,学生杜聿明虚长了三十有六。”
    “是这样的,”蒋介石显得很随和,心里却有点不屑地说,“三十有六,就这个、这个蓄上了胡须,老气横秋,似有点不妥吧,是不是?”
    杜聿明一时间窘得满脸通红,要不是几个同僚打着趣帮他圆场,还不知道怎么下台哩。他当即表示:“校长训诲,学生铭记心怀。”回去后立刻就把胡须剃掉了。
    “官邸”会报中,杜聿明老是有点忐忑不安,会议的内容更加令他诧异不已。
    此前,日本妄图从沿海包围截断我国对外联系,日军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侵占南宁,截断我通往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9月又入侵越南。至此,我滇越国际交通线已被截断,所可依靠的仅有滇缅公路。但是,滇缅公路通车后不久,却被英国不断留难,英国于1940年7月18日与日本正式签订协定,封锁滇缅路达三个月之久,到10月才又开放。
    面对这种局势,蒋介石在会上还是坚持他反共拒苏立场,对交通部次长说:“苏联担任的西北运输工作应全部停止。”
    与会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他是不是说错了。那位次长吞吞吐吐地说:“新疆尚有许多物资未曾运完,而且都是急需的。”
    蒋介石脸色一沉,怒气冲天地命令道:“你照我的意思办不会错。这个这个,你不要再想运了。娘希匹,再这样下去,都成他们中共和苏俄的赤色世界了!”
    杜聿明听真切了,不觉惊诧莫名,觉得苏联援助我国的抗日物资,并没有赤化不赤化的色彩,和美援、英援一样可以消灭敌人嘛。何况,他们援助的飞机、坦克、枪炮等都需要大量的油料、弹药补充,为什么要停运呢?他所部的第5军的坦克、战车等装备就迫切需要苏联的补充。杜聿明真想站起来慷慨陈辞一番,可他一想起在休息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