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主教禁止离婚的缘故，离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通奸带来的离婚风险很小；而后者的婚姻并没有什么保障。即使丈夫很爱她，但只要婆婆不喜欢，她也多半会被赶回娘家。在中国，关于休妻有“七出三不去”的法律规定，“七出”分别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和恶疾；“三不去”的具体内容是：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以及前贫贱后富贵。也就是说，曾经得过人家嫁妆而现在妻子娘家已经没有人可以投靠的、已经替公婆守过三年孝的、娶妻的时候很穷而升官发财之后想起闹离婚的，这三种情况都不得休妻——这大概就是中国妇女婚姻仅有的保护措施了。并且，“淫佚”之罪是不在“三不去”的保护之内的。
如果简单地认为，出嫁时从娘家带的嫁妆多，婚后地位就高，那就大错特错了。时至今日，印度妻子被夫家活活打死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原因就是没给够嫁妆。可如果按嫁妆占其父亲财产比例来计算的话，印度新娘已经是这个世界上嫁妆最丰厚的新娘了。
可见嫁妆的多少并非关键，关键之处还在于婚后这笔嫁妆归谁支配。这就让我们想到了罗马的贵妇，她们通过一年内三个晚上不和丈夫同床的办法，保住了对自己嫁妆的支配权，她们婚后的地位和性自由，与印度妻子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不同国家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嫁妆的多少相差很大。情况纷繁复杂，令人摸不着头脑。美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蒂提出了一个“生计经济地位”的观点，认为如果女方的劳动价值不大，女方家为确保女子出嫁后在新家庭中的地位，就必须提供丰厚的嫁妆；反之，男方就要以大量聘礼的形式，为从女方家庭得到一个壮劳力而支付补偿。但这看来只是一个不具普遍性的观点。一方面，游牧民族的情况就与杰克?古蒂的论点不吻合。在那里， 男子从事主要的生产活动，女子操持家务，但相比于男方的聘礼，女方的嫁妆却很少；而另一方面，在印度农村，女子是田间劳作的主要劳动力。可她们还是得搭上大笔的嫁妆才嫁得出去。
所以，谁支配嫁妆，实在比嫁妆多少要重要得多。在这方面，欧洲与中国的情况仍然有很大的差别。
a）有钱的欧洲妻子
在欧洲，从罗马时期开始，妻子便有了对嫁妆的支配权。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妻子们的经济独立状态又进一步得到改善。这缘于两个因素，一是日耳曼民族和罗马民族同样认为，一个女儿即便出嫁之后，也仍然有继承娘家遗产的权力。日耳曼人认为妻子从娘家继承来的财产属于她的个人财产，丈夫无权处分；二是教会法——为了避免丈夫死后妻子陷入生活困难，天主教会规定，男女结合前必须划出一笔抚养寡妇的财产，这笔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不得克减，否则，任何婚姻契约均不得缔结。通过这个规定不难看出，在中国，丈夫将聘礼付给了妻子的父亲；而在欧洲，则是付给了妻子本人。
除了对嫁妆的支配权外，欧洲妻子还有继承权。她不仅是丈夫遗产的第一继承人，而且即便出嫁以后，她也有权力继承她父母的遗产，只是比她的兄弟分到的要少些。不过，有一条对她特别有利的规定就是：母亲的嫁妆只能由女儿来继承，其他人无权染指。
第二个推论：有条件的妻子一定会红杏出墙（6）
b）没钱的中国妻子
中国的情况则和欧洲正相反。女儿出嫁之后，就“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了，娘家通过出嫁时付出的嫁妆，彻底剥夺了她继承娘家财产的权力。应该说，中国的父母对女儿是慷慨的，大多数时候，嫁女儿付出的嫁妆比娶儿媳妇付出的聘礼要多出不少。汉文帝就曾苦恼于民间风俗对嫁妆要求过高而导致大量溺杀女婴，因而多次下诏要求婚事从俭。关于宋代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范仲淹立的家法中管窥一斑：范家嫁女支钱37贯还多，改嫁支钱20贯；娶妇则支钱20贯，再娶不支。
但是中国妻子也和印度妻子所面临的境遇一样：付出的这么多嫁妆，却不归自己支配。各家的婆婆在收到大笔嫁妆之后，虐待起儿媳妇来丝毫未见手软。婆婆们的理由是：俺家嫁闺女的时候，也得给这么多。
可是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妻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丧失对自己嫁妆的支配权的。汉及魏晋，中国都处于人少地多的情况，女子也能从国家领到份地，面积大概是一个男丁的2/3。而且，根据男耕女织的思想，国家分别对男女征收赋调——也就是说——男人缴纳地租，女人缴纳麻棉丝帛之类。到了隋炀帝的时候，中国开始进入人多地少的时期。当17世纪欧洲发生同样的事情时，无地的人要么留在农村给别人当雇工，要么被赶到城市中沦为赤贫，为日后资本主义的产生埋下了种子。而在中国，统治者的解决办法则是把妇女赶回家——自隋朝起，妇女再也不用交税和承担徭役了，相应的是，她们也不再得到土地了。
那么，既然妇女经济地位的陷落是始于隋朝，何以她们性自由的丧失并不是始于隋唐，却始于宋元，而盛于明清呢？原因则在于隋唐的皇族与鲜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唐朝是胡化十分严重的时期。从唐高宗李治立父亲唐太宗的妃子武则天为后、到唐明皇李隆基立儿子李瑁的妻子杨玉环为贵妃，便可看出其早期父系氏族社会父子共妻的风俗遗迹。而我们知道，在这种父权制的早期形态中，必然又会残存母系社会的一些观念——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性自由的遗风也颇为严重。所以唐朝才会有武则天当女皇并大蓄男妾、皇宫内嫔妃屡有秽行，以及太平公主的银荡和权倾一时。
得益于这些少数民族的习俗影响，唐代妇女虽然丧失了土地，却在财产继承权上得到了补偿。与此同时，她们也保持了对嫁妆的支配权。
可想而知，中国妻子丧失对嫁妆的支配权，是与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宗族的建立同步进行的。宗族制越是强大，其中小家庭夫妻的经济权益就越是受到侵害。如果一个妻子在街上买点儿零食都要先交给宗族长，然后再按份额领回自己的一份，又遑论对自己嫁妆的支配呢？虽然相关的法律到清朝才出现，实际上到了明朝，中国的妻子们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嫁妆的支配权。《大清律例》明文规定：改嫁妇女不得带走嫁妆，听凭夫家处置。
就这样，一个中国女人不论生在多么富的家庭、或是嫁到多么富的家庭，她这一辈子都与财产无缘——父母凭一份嫁妆剥夺了她出嫁后继承娘家遗产的权利；而嫁到婆家后，她又失去了对自己嫁妆的支配权。她的任务，仅限于生下能够继承财产的男性后代。如果她没有儿子就守了寡，夫家宗族会过继一个男孩给她，让这个与她无关的孩子继承她亡夫的财产以及她自己的嫁妆；如果要改嫁，那除了羞辱，她什么也别想带走。而在帝国政府眼里，女人根本就不能算人。国家既不给她权力，也不让她承担义务。而在法律方面，不论丈夫做了什么，妻子都不允许起诉他。
恩格斯将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描述为“以通奸和卖淫作为必要补充的一夫一妻制”，这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区别只在于下层男士更多地选择嫖娼，因为它干脆利落且花费不多；而衣食无虞的上层男士却更喜欢通奸，因为它带来了冒险的刺激。戴绿帽子的丈夫和红杏出墙的妻子——这是一夫一妻这场冗长而沉闷的大戏中，间或跑出来调节气氛的小丑，深受全体观众们的喜爱。
第二个推论：有条件的妻子一定会红杏出墙（7）
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的财产继承是在所有儿子间分配——嫡出、庶出，甚至私生子都有份。而在欧洲，土地只由长子继承，次子们离家另谋生路。因为这种继承制度的差异，当人口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紧张的时候，中国和欧洲产生出的结果大为不同：在欧洲，无权继承土地的次子们涌入城市，孕育了资本主义时代；而在中国，则是剥夺了女子对土地的拥有权，继而剥夺了她们的财产权和继承权。更糟的是，在中国妇女彻底丧失了财产权的同时，国家出于简化管理层次以及小家庭出于合作供养秀才的需要，促成了宗族的形成。这使得中国妇女丧失了结识陌生异性的机会和最后一点儿私人空间。于是，中国妻子们连偷偷摸摸地通奸都不能够了。
毫无出路的悲惨境地必然引发道德上病态的狂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中国妇女被一副枷锁束缚得一点儿也动不了的时候，她就会将这副枷锁拉得更紧——毕竟，这是她能做的唯一还称得上主动的事情。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最初的暴力征服很快就变成了‘甘受奴役’，变成了通力合作，以繁衍一个使受奴役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有意义的社会。这种同一生活方式的蕃衍规模越大、质量越高，就越是明显地、必然地表明，所有能够消除主奴关系，并使压抑不再出现的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都已消失殆尽。”
就这样，妻子们所做的，比丈夫们所要求的还要多——除了不事二夫、不淫佚之外，她们还主动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落水被一个男人救起之后，要将那条被陌生男人拉过的胳膊砍掉；又比如，定了娃娃亲没多久，男方就死掉了，她也会主动跑到婆家去“守望门寡”，等等。时至今日，我们还是能看到这种病态道德观的流毒。一个因为丈夫有新欢而被抛弃的离婚女人，往往比未婚做姑娘的时候还要自闭和“贞节”，可是她的这份贞操，又是为谁而守呢？
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男人出于经济目的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他们用于压迫女性最有力的也是经济手段。那么经济条件最好的和经济条件最差的人，就是最不在乎性道德的人。关于前者，我们已经知道得够多了；而关于后者，可以19世纪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为例——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像地狱的地方：狭小的厂房内塞入尽可能多的男女工人，彼此间除了传染死亡率高达72％的结核病之外，还毫无羞耻地滥交。缝纫女工每周工作7天，每天18个小时。下班回到不足15平方米的家中之后，立即倒在大床上，像石头掉进水里一样沉睡过去。大床上，还挤着父母和兄弟。屋角放着一张单人床，那是出租给单身的房客赚几个便士贴补家用的。有一位不到20岁的缝纫女工，在“未曾感觉到与人xing茭过”的情况下怀了孕。一位议员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是她的父亲、兄弟，还是那个房客？睡眼惺忪的女工回答道：“这有什么区别吗，先生？”
从作家卡莱尔的文章中我们得知：在这个19世纪全球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里，有一对聪明的夫妻将自己的3个孩子一个一个地毒死，目的在于从慈善机关领取每个孩子3英镑8先令的埋葬费；而另一对夫妻则比较愚蠢——他们将自己的3个孩子煮汤吃掉了。
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谁还在乎什么性道德呢？
小结
明清两朝的男人们在把女人彻底调教好之后，反倒失落了起来：娶回家的大小老婆们一个赛一个地温良贞淑，毫无闺房之趣；而外面的妓女虽是风情万种，却是用钱买来的。这样一来，男人们猎奇和征服的欲望，又到哪里去寻求满足呢？于是，他们不得已打起自己的主意，玩起同性恋来——这是明清晚期男风劲吹的根本原因。就这样，当男人取得对女人的“绝对胜利”之后，他自己也会变成输家。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李敖关于人和狗之间区别的一个妙论：“两条狗，只有在看到一根实实在在的骨头之后，才会打架；而两个人，会在脑子里想象出一根骨头，然后打架。”看来李敖对人的能力还是有所低估。因为，即便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会在脑子里想出一个怪念头来，然后分别扮演正方和反方，自己和自己打架。人们往往将这个怪念头起名为“道德”。说实话，在“道德”这两个字的名义之下，人类的蠢行和恶行实在是太多了。
三个不相干的东西
掀开你充满香气的衣裙，把我疼痛的头深深埋藏，
像闻一朵枯萎的花一样，闻一闻往日爱情的温馨。
—— 波德莱尔《忘川》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性生活、爱情和婚姻应该“三位一体”。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那你就应该娶她，然后，一辈子只和她一个人莋爱。
在人类430万年的历史中，一夫一妻制的时间只有6000年。而将爱情视为婚姻基础的这个念头，从产生到现在——不到200年！看来，令人惊愕的倒不是这个荒谬的念头何以会产生，而是它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奉为圭臬。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不相干的东西是怎么凑合到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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