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2《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3《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现在，开展反内奸斗争的目标已经完全确定，“引蛇出洞”的计划也已部署完成，下一步就是按程序具体开展反奸斗争了。
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以后，延安的审干形势急剧激化，审干已完全被纳入“反特务”斗争的轨道。而胡公冕此时来延安，恰为运动的升级提供了最合适的借口。
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其思想一向左倾，同情中共，抗战后被胡宗南延聘为高级参谋。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延安与中共方面谈判。这原本是一项正常的人员来往，但是他的到访却意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顺，这即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而胡公冕恰在此时来延，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的“特务”与胡公冕“来往”和“联络”，必须先下手为强。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出版物一致声称，约逮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据师哲提供的数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边区干部超过了四百人，因为就在延安实施大逮捕的同时，边区的其它城镇也同步抓人，绥德专区逮捕了一百人，关中也抓了人（具体数目不详）。
这样，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边区其它城镇共逮捕四百六十人，1分列如下：
延安（边区系统）：二百六十人
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一百人
绥德专区：一百人
关中地区：人数不详
这四百六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说的言简意赅：“有材料还要审问？”“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
由于认定嫌疑人员不需任何确凿证据，而仅凭保安机关的主观判断，因而确定被捕人员名单几乎就不费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个人意志决定了。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保卫人员，详细地回忆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情形：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2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又称第二个《四三决定》），这是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双职，获有对中共决策“最后决定权”之后，所发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文件。该决定正式提出整风的目的还在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使坏人得到暴露，同时要求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带几句，在审干反奸中应“注意稳妥”。此种言辞颇似毛泽东风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实则重点在前，“稳妥”一词纯系点缀。
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3
1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6。毛泽东在1942年4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到：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四百人。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
2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6。
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4月22日，毛复信凯丰，同意编印肃奸教育资料。毛特别强调指出，“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1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谈肃奸问题。2
第二个《四三决定》的颁布，迅速将延安的反奸斗争引向高潮，实际上成了动员“抢救”的号角。就在这个时刻，刘少奇也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入到领导延安反奸斗争的核心层。
关于刘少奇在延安审干、反奸斗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即使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对此问题也没有任何涉及。1980年刘少奇被平反，大量回忆文章和研究刘少奇的论著纷纷问世，但是几乎无一篇文字论及刘少奇与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关系。1998年10月经官方批准，《刘少奇传》出版。该书在谈到延安审干“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时，对刘少奇在其间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话的描述“当然，他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3但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以致于到今天，人们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它领导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活动均不甚了了。
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此。在整风运动期间，刘少奇不仅与康生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他还是领导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透露，刘在3月28日与弗氏谈话时对康生有所不满，并对王明流露出某种同情，但在4月8日后刘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与康生拉关系了。4
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改组以后，领导延安的反奸斗争就成为中共核心层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刘少奇作为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参加了书记处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所有会议。4月5日，书记处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号召延安及边区的“失足分子”向党“自首”。5十天以后，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延安进行清查特务、开展防奸教育的决定。4月24日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5、6、7三个月专门进行防奸教育，并宣布重新恢复总学委，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6 至此，刘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隐身其后），原先具体领导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刘少奇的部属。
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这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有关“肃奸”的言论未予反映。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页495。
4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2-25。
5《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6《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在紧接着展开的大规模反奸、“抢救”运动中，康生冲锋在前，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刘少奇一般却不公开露面。那么刘少奇又在做什么呢？身为延安反奸斗争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其实做的是审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谋划工作，故而在各种动员、坦白大会上不见他的踪影。
1943年5月16日，刘少奇参加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审查内奸从4月1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5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前一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电报（莫斯科预备在5月22日正式公布），并讨论了防奸工作，规定了防奸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1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将其所擅长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水平大大地发挥了出来。1943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2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针对干部对审干和反奸斗争的疑虑，对审干和“清查内奸”的意义作了权威性的阐释。刘少奇指出：审干和反奸斗争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是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刘少奇还明确规定了审干的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3
刘少奇作为反奸斗争的指导者，不仅在政策制定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指挥华中根据地的审干反奸和调配审干干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权力。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不时就开展反奸斗争的策略给华中发出电报。1943年6月29日，刘少奇电示陈毅、饶漱石，告诉他们“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要求彼等针锋相对，“用说服利诱与威胁等办法”，争取被俘将释的“顽方人员”“为我服务，为我作情报”。刘指导道：“采用强迫威逼自首的办法则须选择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作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不要对一切人都用威逼办法，可多采用说服利诱办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办法威逼之。”刘少奇认为，“特务斗争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细密的科学，需要详细研究和学习”，“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特务斗争”，否则“我们一定失败无疑”。4
1《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2在《刘少奇年谱》中无这次报告具体日期、作报告地点和听报告对象的记载，对报告内容只作了少量反映。
3《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9。另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419。
4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印行，1989年），第17册，页379。此电文与刘少奇3月20日电恐非同一电报。也许因该电极机密，《赖传珠日记》中才无记载。
1943年4月5日，就在那次决定开展动员“失足分子”向党“自首”的书记处会议上，还有另一个与刘少奇有关的重要决定，这就是会议责成由刘少奇负责向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派出整风学习组，以指导、帮助上述区域的整风、审干运动。同年8月9日，书记处会议再次作出决定，由刘少奇选派干部前去华北、华中根据地帮助整风。此时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已先后进入审干、反奸斗争阶段，指导整风就是指导审干、反奸和“抢救”。在这次会议后，由刘少奇派往各根据地的审干钦差大臣陆续到达各地区，具体传播延安的审干、反奸、抢救经验，对当地运动向极左方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领导地位，但他深居简出，外界只知他出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却不知他实际上还是秘密机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
权力极大的中央总学委在1942年夏之后，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毛一手操纵的太上机关。但是至1943年3月20日书记处改组，在形式上，党的机构已经得到恢复，于是中央总学委暂停工作。可是不久，中央总学委在4月24日又被恢复。与此差不多同步，4月28日，又正式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
既有中央总学委，又有反内奸斗争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功能与分工又是如何呢？事实上，进入1943年春之后，中央总学委与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所干的工作是一致的，这就是领导审干与反奸。只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对外严格保密，由总学委在前面出头露面，加之总学委在各机关、学校、军队系统皆有学分会，总学委负责人康生又身兼中社部部长，社会部已与总学委水乳茭融，于是外界只知有总学委，作为延安审干、反奸最高决策机构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反而不为外界所知。因此，才有刘少奇来延安后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之说的出现。
刘少奇真正担任总学委副主任是在1943年10月5日。在这天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为总学委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此时总学委的功能又有变化，它实际上是毛泽东为正在召开的以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