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为目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成立的核心小圈子，其主要任务是为配合毛在党内上层开展路线斗争，为毛提供理论解释和在毛等几个人中间进行反王明、博古、周恩来的协调分工。1至于领导审干、反奸的工作则基本由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承担，由于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刘少奇和康生，因此上述两个机构的工作又存在交叉性的关系。
1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果然配合默契，猛攻王明、博古、周恩来。
1943年10月以后中央总学委与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工作范围的示意图如下：（无图——e书制作者）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素有稳健、长于埋头苦干的声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刘少奇因在白区工作中主张隐蔽、退却的意见还蒙受“右倾”的指责，何以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后不久，就在审干、反奸问题上显出明显的左的姿态，并在1943年春夏之交，当延安审干、反奸、抢救狂潮兴起后，听任极左恶浪翻江倒海而基本保持沉默？
笔者认为，刘少奇当时左的姿态与1943年他在党内地位的急剧上升有密切的关系。左的审干、反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刘返抵延安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然而毛、刘在反王明问题的立场与利益关系完全一致，毛且大力提拔刘少奇，使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刘不管是有意还是违心，都只能全力配合毛。第二，刘少奇与其老部下彭真的关系一向密切，彭真被调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在审干、反奸斗争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刘少奇来延安后，彭真在中央党校创造出的审干、反奸经验正作为一套成功的经验向延安各机关、学校推广，刘不能站在彭真的对立面。第三，刘少奇虽有谨慎、稳健之名，但刘同时又是一个喜欢表现的人，尤其喜好就某些理论、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刘来延安后被委之以领导审干、反奸的重任，使刘在这一方面的才干可以就此发挥，他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一有利于扩大其在全党影响的机会。1
1943年开始的审干、反奸斗争对刘少奇有极重要的意义，刘少奇从此正式涉足中共的干部和组织系统。在3月20日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领导中组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即中央研究局）。至此，刘少奇取代了陈云（1944年后转做财经领导工作），成为中共组织系统的掌门人。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刘少奇在彭真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谈话等方式，广泛熟悉中共各“山头”的情况，刘少奇的影响和在党内的支配力也从北方局系统、新四军系统向全党延伸。在这个时期，刘少奇还直接过问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工作，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就曾多次向其汇报工作。1944年，彭真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显示刘少奇在中央组织和干部系统的影响力得到巩固和加强。
虽然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决策层，但他与康生毕竟有明显区别。康对毛泽东只是一个家臣，而那时的刘则是毛最重要的盟友，刘少奇不屑于做康生所好的那种“魔鬼”工作，刘少奇的兴趣只是在制定审干、反奸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没有在台前大声疾呼抓“特务”，也没有像康生那样亲自去审讯“特务”、“叛徒”。
有记载说，在运动高潮之际，刘少奇曾对运动的过火方面发出过疑问。2然而刘的“疑问”只是后话，在1943年春夏之交，他还没有这种疑问，相反刘少奇正兴趣盎然地研究、部署审干、反奸的发动工作。现在刘已进入审干、反奸的领导核心，他和毛泽东一样，以党的最高领袖的身份，隐于康生的背后，在幕后密切关注并指导在延安，继而在全党开始的新一轮党内大整肃运动。
1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少奇传》记载，刘少奇在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曾向会议作自我批评，其中对“1943年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但该书并没有提供刘检讨的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页755。
2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9。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一 “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
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1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自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采取另一谋略，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民主大会。2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来。这些上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个都跌入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阱，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1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
2张鼎丞：《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载《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8。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时，群众运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示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书记处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
对于怎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1
在上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
可是这些被指称为“特务”、“反革命”的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务”。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2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3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4
1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3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4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8。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1
“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
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
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