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集团变成一个牢固控制中国社会的执政党，不仅是共产党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环。毛不仅是共产党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首”字直白的显示了毛超然于他人，甚至超然于共产党的克理斯玛地位。在毛时代，重大决策往往是毛的书房里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将毛比附为“核心”多少有些误读历史的味道。事实上，更加符合邓小平核心模式定义的人物是邓自己。邓在中共党内的深厚资历及其改革开放所赢得空前成功，都为邓担当和巩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权威基础。不过，与毛核心相比，邓核心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协调和协商的色彩。起码，邓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过政治局的正式决议被赋予的（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披露了这个秘密）。这其中，已经多少体现了政治局的某种集体意志。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决策模式，邓小平时代的核心模式仍然一种依赖于邓的个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换句话说，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随时可能停摆。
实际上，在江泽民时代，核心模式就运转得非常吃力。从1989年江泽民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开始，一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为止，邓小平对江核心进行了长达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这种扶持，江泽民个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奋、再广结善缘，恐怕都无济于事。江泽民从一个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终脱颖而出，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除了邓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们的自然凋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过江泽民多年的深耕，江泽民的同代竞争对手之间再也没有人拥有与江一搏的权力基础。这是江能够保持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江核心已经不是邓核心，更不是毛核心，这个核心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核心，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文革“和”六四“这样的折腾。幸好，借助邓小平市场化惯性的荫庇，江时代的经济发展相当平稳。经济增长之强弥补了江核心之弱。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时代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显然不能说明核心模式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过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历史巧合。事实上，承平时代的时势是很难创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领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国也再不会有个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权威已经失去了基础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泽民也试图确立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很明显，他遇到了强大的抵制，以不到80岁的年纪退出政坛——这个年纪大大低于他的前任邓小平。不管江泽民退出政坛有多少自愿的成分，但时代变迁，形格势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形势已经不再允许出现超越规则，君临一切的领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种新形成的某种“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来统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处寻找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但是决不可能明显的践踏、逾越这种法理。在1990年代中期，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后邓时代”以及“邓后时代”的说法颇为热闹，但到了江泽民即将退休的时候，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所谓“后江时代”这种提法，这种差异中所隐含的假设是：没有人认为江泽民在退休之后还会对他的继任者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这种直觉并没有错，江泽民从最后一个位置退下之后，便迅速地从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消失。其影响力消退得甚至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断，江泽民在2003年正式退休，实际上是按照某种没有公开披露的内部惯例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这个核心实际上是受到某种内部法理约束的法理型领袖。正是依靠这种法理，中共在江泽民之后推出了一个更弱的“核心”，胡锦涛。
虽然早在1992年的时候胡锦涛就被储为核心，但在他作为“王储”的大部分时间中，胡锦涛似乎并没有机会大力培植其权力基础。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胡锦涛在正式成为核心之后才开始大力提拔团派干部。资料显示，胡锦涛在在成为总书记并接任军委主席之后，提拔了大批共青团干部，以充实其权力基础。外界将其简称为团派。帮派，即围绕某个山头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它以对帮派尤其是帮主的个人忠诚、人身依附为前提，换取派系和帮主的保护，共享派系利益。帮派虽然一直在共产党内普遍存在，但由于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并将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当犯禁忌的。邓小平在1989年向江泽民交班的时候就特意叮嘱，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总结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的确，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泽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江泽民要搞小圈子，胡锦涛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胡锦涛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江泽民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组阁权。区别仅仅在于，组阁的人不是民选的，而是按照某种大家共同默认的惯例形成的。这种利用组阁权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显然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因为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胡锦涛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腐败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腐败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统文化已经被江泽民击溃。
容易猜想，共产党对核心组阁权的默认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泽民时代政治成功的某种鼓舞。在1989年之后已经成为唯经济论信徒的共产党人看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标准。这种简单的直觉式推论虽然颟顸，但却给胡锦涛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胡锦涛不再需要磁场般的个人魅力，仅仅依靠中共赋予核心组阁权的惯例（党内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继续维持核心模式的运转。江泽民必须用几乎兵变的方式打掉杨家将、扳倒陈希同，方能够真正坐稳核心位置，但胡锦涛仅仅是借sars之机象征性地免掉张文康、孟学农就顺势继承大位。其权力继承过程，不仅比当初江泽民要顺利得多，也比人们猜测的要顺利得多。而谜底，就是政治惯例赋予胡锦涛的力量。邓小平是将“核心”禅让给了江泽民，但江泽民将“核心”传给胡锦涛则更多是出于惯例的压力。越来越弱的核心，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文化惯性，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时势。
与江泽民时代相比，胡锦涛时代的所谓政治时势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派系斗争的削弱。大多数中国政治观察家出于一种方法上的惯性，总是紧盯中共派系斗争，以观察中国的政治动向。但这个方法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不太管用，在胡锦涛时代就更加不管用了。
“六四”之后，共产党高层的危机感相当强烈，生怕那一天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丢了政权，被一锅端去。意识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变得相当克制，不至于像以前一样搞得你死我活。因为派系斗争一旦用力过猛，把大船整个弄个底朝天，那就对谁都没有好处。“六四”之后的共产党人精明而市侩，对这种大局当然心知肚明。所以派系斗争都是点到为止，不至于演变成同归于尽的全面决斗。像江泽民撂倒陈希同那样的残酷斗争，不仅屈指可数，实在也是江泽民于公于私都不得不为之举。所谓“危机可以导致内部凝聚”的社会学原理，“六四”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个相当典型的实证。“六四”之后，外部观察家越是盯着中共的派系斗争动向，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似乎就越是沉得住气，以至于今天几乎踪迹杳然，其原因正在于此。另外，正如我们上面多所强调的那样，“六四之后”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所以“派系斗争”尽管总是余音绕梁，阴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观念、意气之争，而是现实的利益博弈，其所谓派系斗争也就变成了“你多得一点我少得一点或者你少得一点我多得一点”的理性游戏，而不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残酷斗争。中共这种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系斗争的那种烈度。中共于血雨腥风之中成立以来，于今已有将近90年历史，其中60年为和平时代，那种在战争岁月之中所形成的袍泽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于漫长的和平时代而日渐消磨，而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老山头，旧朋党，也终不敌日月流逝而逐渐枯萎凋零。掌门人既然不在，派系内部的团结自然要大打折扣，派系的界限当然也就不再泾渭分明。事实上，在江泽民时代，这个特点即已凸现。最为重要的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党内对任期制度已经有某种预期，你江泽民再有能耐也不过是两任十年，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跟得太紧，那一天换了“核心”，可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换成更加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由于中共内部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帮主以及帮派能够给予派系成员职位、保护以交换他们忠诚的能力在逐渐减弱，派系形成的激励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乎，还是别跟得太紧为妙。形势比人强，这种形势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边界线。江泽民被自己搞出来的内部惯例逼退之后（“常委七十岁不得连任，必须退休”的这种规则本来是用来逼退了乔石、李瑞环等竞争对手的），中共内部对高层任期制度的预期更加明显。短短十年，要想升官发财，还是紧跟“胡核心”这个主流的好。胡甫一上台，被外界指为“上海帮”的江核心人马纷纷带枪投靠，个中秘密也正在于此。毛、邓之后，中共再无那种可以“不行就上山打游击（毛泽东语）”，“没位子可以抢位子甚至制造位子”的枭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种靠位子吃饭的“识时务者”。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位子，影响力就丧失殆尽，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在一个意识形态遁隐的时代，位子是第一要紧之事，于是随风使舵，保住位子（对于他们来说，位子可以换来财富，财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币靠得住）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势所趋。那里还有什么死心塌地，坚贞不二的心腹、死党。这样的逐利之徒所构成的派系当然是乌合之众，稍有变局，自然就风流云散，消融于无形。派系的松散与流动，不特党政如此，中国军队也如此。1990年代之后，中国军队的职业化、官僚化、技术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乃是时代之大趋势所迫），军事首领们的调动频繁（所谓“将不专兵”），同乡旧谊所形成的小团体固然不绝于缕，但坐镇一方号令三军的军阀势力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土壤。胡锦涛下车伊始，就挥刀裁掉20万军队，在外界看来，这种大胆之举，有自找麻烦的嫌疑，但中国军队中却几乎不见任何反弹和骚动。这并非证明胡锦涛很强大，而只能证明中国军队内部已很少有战斗力坚强的派系堡垒。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枪杆子和党的分离，只是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之后短暂出现过，邓小平曾经将党权先后给予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初也的确有分权制衡的考虑在内），自己紧握枪杆子，但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立即察觉了其中的凶险，于是在江泽民时代有重新恢复了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三职合一的现象。邓小平时代的“枪监督党”又重新回到了“党、枪合一”并集中于核心一人手中的局面。
大致可以预测，在胡锦涛时代，中共传统上的派系将更加萎靡，派系的内部团结和凝聚程度将更为松散，派系斗争的烈度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说，基本上很难再有其他内部派系能够挑战和威胁胡锦涛的权力。当然，如果胡锦涛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挫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机形势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后，一个老式的政治话题不断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建立了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之后又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之后的放权改革模式所致。这个分权模式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紧张关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间达到最高潮。当时这种在新时期出现的旧事务，让很多政治观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们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新视域而沿用至今。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