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1989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评论家曾经恭维邓小平，说他“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这显然只说对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六四”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事实上，人民与政权之间这种狡猾的博弈，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看上去，这个统治游戏似乎天衣无缝，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实践更从经验上对此加以证明。但稍做推理，人们就容易察觉这个游戏赖以维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须不断地提供财富增量以满足人民的财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有能力不断“将馅饼做大”——这可以说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民之间，各阶层之间达成的惟一共识。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中国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相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执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于这种清醒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与此同义的诸如“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口号，在1989年之后不仅被奉为执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领袖们极其顽强的强调。如果说1989年之前，“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执政理想或者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在1989年之后，“发展”则成为权力得以生存、游戏得以维持的一种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对此，以直率著称的中国前总理朱鎔基曾经做过非常形象的诠释。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在1993年中国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朱鎔基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朱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以这个角度观察，1990年代后期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趋于衰竭之后，中国执政者不惜代价、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狂热，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了。因为游戏的主导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国执政者那里，发展，不再是一种出自人民的普遍价值，而是维系政权生存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发展”这一概念在1990年代后期的异化悲剧。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执政思维在今天的胡锦涛时代，得到了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过是用胡锦涛的嘴再讲了一次邓小平的话，可见其深入骨髓的程度。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gdp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不过，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游戏而言，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条件可能更值得观察。这个条件就是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而对于操纵游戏的中国执政者而言，更是类似走钢丝的高难度技巧。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领袖集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认。其证据就是，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最高领导层那里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的容忍。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这种腐败所导致的财富分配问题就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1994年的一份非正式统计表明，在北京一家银行中，上亿存款的大户共有17人，其中15人是太子党。19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和中国高层对官僚集团极其精英联盟腐败让人诧异的宽容，十足的凸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以社会公正作为抵押的危险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迹般的实现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剥夺者在剥夺时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物质财富上从无到有时的那种巨大边际满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财富绝对增加所带来的满足效应都有边际递减的时候，更何况还有剥夺的真相逐渐败露所带来的抵消效应呢？如果睁大眼睛，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受到了绝对剥夺。与改革之前相比，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们货币财富的增加。
现在看起来，1989年六月四号晚上的枪声就宛如一声发号令，在中国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机会主义竞赛。这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官僚集团主导并亲自参与，广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机会主义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什么社会公正、什么道德原则，统统都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之见。但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过手握权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团，也狡猾不过反应机敏、道德衰败的精英分子。在当代中国，除了毛泽东之外，惟一能够用个人权威约束官僚阶层的领导人恐怕就剩下邓小平了。然而，邓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系统来推动改革，那么他对官僚阶层的惩戒就只能点到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在邓小平之后，中国政治领袖对官僚集团的“抢蛋糕”行为几乎完全无计可施。而官僚精英联盟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更使这种“抢蛋糕”行为变得相当专业和隐蔽。这种的职业化行为表现的相当无奈。以此观察，这场比赛的结果在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被动卷入的大众并不知道这个长期契约的后果竟然是如此惨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会输得一丝不挂。人民是无辜的，因为无论在权利还是在信息方面，他们都与官僚集团、精英集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不对称。若干年之前，一位已经做了大学教授的同学，在饭桌上愤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在抢，自己也无法改变“抢”的规则，我们也埋头抢吧。我的回答是：“你抢得过人家吗？”。回想起来，这真是一语成谶。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迟钝，又何况对改革懵懂无知的平头百姓？虽然到目前为止，这场起于1989年枪声中的漫长赛事仍未完全终局，但结果似乎已众所周知。于是，清算比赛，推倒重来的呼声渐次响起。如果说在这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十数年来不断涌现的致富奇迹对人民仍然示范着某种“你也能够”的榜样，因而起着某种正向的激励作用的话，那么在比赛接近终点，结果即将揭晓的时候，这些财富神话所示范着的更多则是如何盗窃，如何抢夺的另外一种真相。让出局者看到这种真相是相当残酷的，但你显然很难阻止他们追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输掉这场比赛的？
如果说，前面2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支配中国统治机器运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熟练运用了多年的统治秘笈将遇到新问题。旧游戏结束了。
“核心”可以走多远？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总结“六四”事件的经验时说：“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
邓小平这段话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实情。“六四”之前，作为中国主体阶层的工人、农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没有受损，并没有成为“六四”运动的主力，至多，他们只是以道义声援的方式加入了这次运动。因而，“六四”运动虽然血流遍地，异常惨烈，仍然只是一场在中国精英分子之间展开的搏杀。这种搏杀，同样以剧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赵紫阳以及胡耀邦的残部与党内老官僚之间的这场恶斗，险些弄翻了共产党这艘大船。这让素来以开“钢铁公司”（毛泽东形容邓意志刚强的评语）著称、见过无数大阵仗的邓小平也难免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际，说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其中半是侥幸，半是恐惧。
出于这种高层分裂的担忧，邓小平彻底抛弃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开始重新强化共产党的传统决策模式。这个政治决策模式就是邓从毛泽东手上继承下来，并最终为邓小平所正名的所谓“核心模式”。邓小平时这样论述“核心”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师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时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的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段话其实就是“江（泽民）核心”的由来。
所谓核心其实就是最终决策者。在中共最高的决策过程中，核心起着弥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后仲裁的作用。按照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核心就是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人。在邓小平那里，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体现在危机来临之际，没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出现两种声音甚至多种声音。这样一个核心与其说是在一个最高层新政策、新理论的发动者，到不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超越集体决策的最高集权者、独裁者更为合适。这是中国共产党决策不至于瘫痪的最后保险。在邓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没有他自己这个核心，共产党在“六四”期间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最深的创痛往往容易铸成最牢固的个人经验，完全可以推论，邓小平对“核心模式”的信赖，主要是植根于“六四”这个创深痛剧的个人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曾经在最高层尝试过某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军委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长期分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六四”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回心转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才在离开政坛之前，极力扶持了一个江核心，即便是在1989年到1992年江泽民明显背离他的改革开放方向的时候，邓也没有换掉这个核心。相反，一旦江开始回归到他的既定路线，邓就全力维护和巩固这个核心。他甚至不惜让一贯拥护自己的“杨家将”下场休息，以免继续威胁江核心。不仅如此，有广泛的传说称，邓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后的核心，胡锦涛。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邓对核心模式的坚持和期许，应该是出自他对中国形势的具体判断。邓或许相信，这个明显具有独裁色彩的政治决策模式，起码还可以在中国适用两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顺利运转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能够胜任“核心”的潜在领袖人物存在，否则，“核心模式”就可能卡壳。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无疑是具有这一资格的。毛将一个被人追赶四处流窜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