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里的乡
    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
    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
    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
    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
    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
    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三年出生
    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
    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
    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
    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
    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
    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
    ﹁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
    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
    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
    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
    ﹁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
    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
    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
    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
    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
    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
    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
    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
    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
    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
    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
    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
    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
    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
    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
    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
    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
    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
    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
    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
    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
    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
    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
    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
    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
    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
    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
    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
    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
    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
    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
    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
    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
    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
    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
    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
    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
    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
    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
    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
    木麻黄树下
    槐生来到台湾之后,离开了宪兵队,变成港警所的警察,所以我的家,在
    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
    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
    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
    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
    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
    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
    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
    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
    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
    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
    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
    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
    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
    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
    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
    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
    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
    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
    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
    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
    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
    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
    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
    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
    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
    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
    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