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了正常的业务进行,得不偿失。
    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为此,我召集了(哪些人)组建了一个“战时指挥部”,每天下午5点大家准时在我办公室碰头,即时了解最新情况,处理应急事宜,这种近乎战时的状态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不但基层反弹声浪持续,在高级管理层也有很多人对新的实施办法很不习惯。单是一个细节就让他们受不了:在此之前,局长、行长们的差旅报销都是交给秘书办理,新办法却要自己上网填写。这几乎是触及了世行的某种“官僚文化”,反对和反抗的声音不断传到我这里。我一度本能的问道,“为什么在其他公司,这似乎并非是个大问题,而在世行却遭到了集体的抵制?”
    我知道,我必须改变――而且一定能够改变这种习惯。但是,如果在这一点上长时间的纠缠,势必影响到整个信息系统的推进,为此,我不得不做出妥协,为每个局级单位增加一个处理报销事务的临时人员,单这一项,全行就增加了200个人,每年新增加开支1000万美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总算保证了改革的继续推进。
    在世行这样庞大的机构中,最最困难的是改变人们的工作习惯,信息系统所要对付的却正是这一点,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不能妥协,必须保持改革的持续推进。我是一个有目标感和方向感的人,我和姆信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也不会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阻挡我们的项目向着标准点推进。
    要提一句的是,信息系统实施一年后,自己填写报销清单被广泛接受,再也没有局长或行长觉得这样一件小事情有什么“丢面子”的。变化真是这样一种奇妙的过程。
    系统建设到1998年冬天,项目的开支比原定预算超出了4000万美元,沃尔芬森很着急,老是追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再请有关咨询专家进行调研,了解其他大公司的同类预算管理是如何控制的,我被告知,在信息化改造中,80%左右的公司都存在超支的问题。
    沃尔芬森怀疑我们是否搞错了。我只好请有关专家向他专门解释。他听了专门汇报后,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能理解,但我还是希望世行是20%的那部分。”
    专家向他提建议:“信息化的效果是长期而间接的,进行到一半时,决策人绝对不能眨眼,也绝对不能失去信心。”
    行长当然听懂了他们的意见,他把身子转向我,说:“我不会眨眼的。但我还是要你让世行成为那20%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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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系统:哈佛把它写进案例库(3)
    我被逼到了绝路上。会议后,我和姆信一起重新规划预算管理,在保证系统质量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地控制开支。奇迹还是发生了,世行的信息系统最终没有超支。
    1999年,世行租用三颗卫星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一张信息大网终于编织成了。
    这一年底,“千年虫”【注解】事件成为一个国际性难题,雏形初成的信息网络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的考验,大家都没有把握。1999年最后一天的晚上,为了准备应付“千年虫”,所有it人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值班,我们专门设立了监控中心。
    晚上10点,我从郊外的家里赶到市中心的办公室。我和姆信并肩站在一起,死死地看着时针一格一格地向前移动、移动,12点――千年到了,四周安静得象到了世界末日。
    负责主机的工程师冲了进来,大声嚷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和姆信击掌相笑。
    从那之后,几乎成为了一个习惯,每年的最后一天,我都会去拜访信息系统的指挥中心。那里有一面巨大的平板玻璃,透过它,能看见指示灯持续的闪烁,这表明联系全世界的电讯系统正在忙碌地工作着。
    到2001年,世行的信息网络覆盖了100多个国家,支持着1·6万台电脑同步运转,不管是非洲沙漠、南亚平原、中亚山区或中国的丘陵地带,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能在任何时候与总部联系,搜索到银行所有的信息。这与四年前,我在非洲的遭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当系统初步建成之后,我又向姆信提出一个课题:我们今后该如何发展?
    姆信的看法是:未来的重点不应该是更新和扩大,而是回收所做的投资,更好的挖掘体系内的潜力,更好的利用已有设备为业务服务。他进而提出了2002――2006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其核心是:
    ―― 利用信息计划支持权利和人员下放;
    ―― 逐渐收回投入成本;
    ―― 利用信息系统改进风险管理
    ―― 利用信息系统推进业务程序的简化
    ―― 促进会员国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第一个阶段是投资和建立平台,下一个五年是如何在平台上跳舞。”这是姆信新计划的核心。我看着他的方案,再一次暗暗庆幸,当初真是没有选错人。【哈佛案例中,也有一张表格】。
    从2000年到现在,世行的信息化工作,一直受到广泛好评。在所有的国际组织,甚至与很多私人公司相比,世行的这一系统也是非常先进的,它让世行这只曾经的“泥足大象”变得灵敏起来,通过一个先进的信息系统,促使世行向一个学习型企业转变。有媒体评论说,“只有在世行这样的公共机构才能做到如此的信息和知识共享,私人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
    2003年11月,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华伦(wanen)教授把世行的信息化改造写成案例,编入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库,华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公司信息管理专家,他将这个案例当成他教学中最好的五个信息案例之一。
    在这个编号为“n9-304-055”的哈佛案例中,华伦教授写道:利用信息为业务服务,促进业务工作,世行是一个样板,它远远地走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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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当日:紧急疏散7000人(1)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中突然划过一个念头:这次袭击对于一家全球性发展金融机构来说,会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我竟不敢深想。
    世行每天有三千多人在全球各个国家工作,其中包括住在100多个国家的2800多人和每天坐飞机穿梭在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上空的几百人。几十年来,世行形成了一套对付、处置各种应急事件的程序和做法,有的国家发生军事政变,有的出现民事###,有的涉及飞机、轮船、汽车等重大事故,也有处理日常犯罪的事务(交通、被盗、医疗急送)。在世行50多年的历史中,尽管有那么多人在上百个国家作业,每天有上千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各地奔波,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过大的恶性事故。
    在这些年里,尤其是冲突和灾难众多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数时期,世界银行采用了不断加强的综合性应对体系来防护和处理这些危机。例如,每隔一定的时期,各个国家的办事处都会有应对灾难的演习。在很多局势不稳定的地区,当我们的职员进入那些没有固定的电话线路或手机不通的乡村时,都被要求带上卫星电话。
    所有这一切,都把注意力放在华盛顿总部之外,总部更多的是考虑防火防盗。因此,2001年9月11日,当本·拉登的袭击突然降临美国本土的时候,我们跟所有的美国人民和机构一样,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世界银行地处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离最可能的攻击目标――白宫只隔两个街道,不到一公里。
    9.11,世行经历了创建以来最惊慌的一幕。
    所有的一切都太突然,太出乎意料。
    那天上午9点,跟往常一样,执委会开碰头会,这是例行的三十分钟。突然,门被推开,沃尔芬森的秘书喊到:“世贸大楼被撞了!”我们立即打开电视,看到正在直播的画面:整幢大楼浓烟滚滚。我们都惊讶的想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秘书一直在不停地絮叨说是有架飞机撞进了大楼,我们还都认为那不过是场意外而已。
    接着,又看见另一架飞机撞了进去,在方形大楼的中部冒出了个大火球。直到那时,我们还没意识到是恐怖袭击,只是觉得奇怪,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叫了起来,这会不会是有意的攻击?但是还没有人用恐怖主义的字眼。
    秘书给我送条子,保安部门来电话要汇报。我要求把电话接到会议室。
    值班保安经理的声音十分紧张――他曾是美国国务院的保安局副局长:又一架飞机撞入了五角大楼,还有另一架正飞向白宫。
    这不正是我们所在的方向吗——我们就在白宫的隔壁。
    从我们的窗口可以看得到五角大楼。当大家往窗外看时,五角大楼上空已经冒出了黑色的浓烟。
    还有一架飞机正朝白宫方向飞来!真的吗?!
    瞬时,与会的人全部紧张了起来。行长说,我们要赶紧撤离。
    我是银行危机管理领导小组的组长。行长要求我立即启动危机管理程序。
    那时,局面已经开始混乱了,尤其是在外面的大街上。从窗口看出去,人们已经在街道上四处乱跑。我们的大楼内也是如此,员工们急着涌向电梯和消防楼梯。
    我告诫自己,这时候不应该慌张。我需要履行领导的职责。
    我在和行长协商后,立即和危机管理领导小组成员通了话,指示他们三项事务:
    ―― 除非有新的进一步的通知,所有人员必须迅速撤离大楼。
    ―― 通知所有国家办事处人员,让他们在当地加紧安全措施。
    ―― 检查旅行记录,看是否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撞楼的飞机上。
    紧接着,行长冲进了大楼的广播室,通过大广播,要求大家立即离开大楼。
    由于人员集中,楼道全部挤满了慌张不堪的人们。我要求保安在每个楼层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员工滞留。行长在广播里一遍一遍地通知,人们离开后,不要马上回来,等待通知。
    接着,行长和我都到一层的保安调度中心,巡视周边的情况和收听电视台的报道。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有组织的恐怖行动,而且在短期内看来不会立即结束。
    我通知保安经理,马上启动电话联络网,并给全银行的职员发了email,发出了立即回家,等待通知的命令。
    11点,保安报告说,所有职员已离开银行。
    我去看望行长,他和秘书在办公室里。我向他报告了已经采取的和将要采取的措施,他感叹到:“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现在真变的不认识了!”
    他点燃一根雪茄,并给了我一支——在和他相处的10年里,这可是我第二次看他在这里抽烟。
    我感到有点累了。在那个禁烟的房间里我们默默的抽着烟,相顾无言,却彼此感到了一丝慰籍。此时是上午十一点半,原来人声鼎沸的房间忽然间变得空荡荡的,一切都如梦幻般的诡异。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中突然划过一个念头:这次袭击对于一个全球性发展机构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竟不敢深想。
    我和行长分手了。我们约定用电话保持联络,等到形势明朗了,在决定什么时候恢复办公。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和全世界的人一样被深深地笼罩在袭击造成的恐惧和不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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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当日:紧急疏散7000人(2)
    然而,让我们稍感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世行的安全/紧急应对体系表现出色。二十分钟之内,将7000多人从世行的四座办公大楼疏散,没有一例伤亡,没有任何员工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全银行都迅速的警觉并行动起来。这要感谢我们现在拥有的全球现代通讯系统,以及辐射全世界的三颗轨道卫星。在遇到这样的紧急状况时,我们的决策系统还算是敏捷的。我们做出撤退和疏散决策,比隔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整早了30分钟。这可是要命的三十分钟。
    “9·11”彻底改变了人们,特别是美国人对世界安全的看法。它让世界的政治格局重陷混乱,至今混沌未解。世界银行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