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就单独辅导她,有时到她家与她一谈就谈到深夜,一起睡在厨房里。余来娣从小父母双亡,丈夫待她又不好,日本鬼子的侵略更使她流离失所,悲惨的遭遇常常使马莲珍流下同情的泪花。
    就在马莲珍在新四军后方医院安全生下儿子海燕的同时,余来娣却被东家辞退,寄居在山脚下她舅舅临时搭起的小房子里,而且正在经受着难产的痛苦。几天几夜,孩子生不下来,她的惨叫声越来越微弱,乡亲们围观在小屋外,束手无策。幸亏新四军南堡村医院的医生路过,立即进行抢救,总算保住了余来娣的性命,可剖腹产下的孩子已死在腹中多时。马莲珍出院后去探望她,为未能保住孩子而痛惜。余来娣反过来安慰她说:“我自己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孩子即使活着,我也养不活他,所以也不可惜了。你工作忙,没有时间带孩子,不如我来帮你带吧。”从那以后,余来娣就把小海燕当成自己的孩子,与马莲珍也亲如姐妹。
    1939年底,国民党对新四军心存不良,形势已很紧张,组织上要求有孩子的同志最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马莲珍的家在敌占区,家乡也很不安全,又没有人带,经组织批准,她决定把孩子托付给余来娣。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马莲珍却要与孩子分别了。刚满一周岁、开始牙牙学语的孩子,正是最好玩的时候,看到妈妈来了,张开小手就缠着要抱。马莲珍紧紧地抱着孩子舍不得放下。她看着余来娣,想说几句嘱托与感谢的话,可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余来娣深知一个母亲的心,她抚摸着马莲珍抱孩子的手说:“妹子,把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会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养活他。你到了江南后,就捎信来,我就是讨饭也会带着孩子去找你。”她从床下拿出一双新的雨鞋交给马莲珍,说:“这是我给你买的雨鞋。我看你下雨下雪总是赤脚穿草鞋,会生病的。”马莲珍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余来娣,任两行清泪流满脸颊。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成了她与孩子的永诀。小海燕成了第一个留在皖南的孩子。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北撤时又留下了一批孩子,皖南的老百姓把他们统称为“皖留”。为了掩护和抚养这批小“皖留”,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余来娣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山凹凹里、荆棘丛中,可以藏身的地方几乎都留下了她和孩子的足迹,敌人搜查多次都没有搜到他们。她的丈夫对此相当不满,要把她卖掉。他把余来娣带到指定地点让买主看,孩子也带去了。围观者中有人说:“她带的孩子是新四军留下的。”余来娣一听,心头一震,当天晚上,她就带着孩子逃跑了。国民党反动派闻讯赶到她家,发现扑了空,恼羞成怒,就放火把她家房子烧了。
    余来娣不敢回家,躲在外面靠讨饭度日,饥一顿饱一顿,风里来雨里去,担惊受怕,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
    在这期间,马莲珍一直在打听他们的消息,余来娣也一直在寻找着马莲珍,可惜,兵慌马乱,新四军转战南北,居无定所,最终失去联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泾县公安局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余来娣,也才知道孩子在5岁那年已经因病夭折。一对患难姐妹终于得以重逢。俩人相见,抱头痛哭,互诉思念之苦,马莲珍手捧着余来娣为她新做的四双布鞋,泣不成声,泪水打湿了鞋面。
    为马莲珍寻找孩子和余来娣的是泾县公安局的程少宾同志,他热心奔走,不辞辛苦。其实,他的心里也有一段情。
    程少宾的妻子也是一个苦命的“皖留”,是云岭的父老乡亲用生命和鲜血保下来的新四军后代。
    1940年底,新四军大批非战斗人员先行撤离皖南。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战地服务团团员李心渠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来到老乡家。她对着老乡深深地鞠了一躬,含着眼泪说:“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们了!如果我们还能回来,我一定来找你们!”收留小“皖留”的老乡姓詹,新四军在云岭的时候,他和乡亲们一起为新四军伤病员抬担架、送饭送汤,新四军就是他的亲人。如今新四军把孩子托付给他,是对他的信任,他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待。
    皖南事变的枪声响了几天几夜,老百姓的心也揪了几天几夜。他们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抗日的队伍。他们担心国民党会把魔爪伸向新四军的后代。果然不出所料,不知反动派从哪里听到了风声,他们如狼似虎般地扑到詹家,逼迫老詹把孩子交出来。他们把老詹吊起来,用鞭子抽打了大半夜,老詹昏死过去好几次,鲜血染红了地面,可是,他始终咬紧牙关,坚持说孩子是自家的。詹家老妈妈把孩子藏在家中的小阁楼里,让大哥哥看着,她自己跑出家门,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磕头,求村里人为孩子担保,把膝盖都跪破了。乡亲们纷纷跑到詹家,联名担保,说孩子确实是詹家的。反动派因为找不到其他证据,又怕犯了众怒,只好悻悻地收场。新四军留下的小生命总算保住了。
    詹家确实把小“皖留”看得比自己家的儿子还要重,他们要等新四军女兵来带走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就这样,幸存下来的小皖留在詹家二老的呵护下,与乡亲们一起迎来了云岭的解放。
    詹家开始寻找当年的新四军战士,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他们领着孩子一次次地到宣城、到芜湖,到处打听,终于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孩子的父亲叫孟星野,母亲叫李心渠。1946年,身为旅长的孟星野在江苏溧阳的一次战斗中牺牲,母亲则下落不明。从此以后,小“皖留”就姓了詹。詹家二老按照当地的习俗,专门打了一个铜项圈戴在孩子的脖子上,为的是把这颗“掌上明珠”永远套住。
    1952年春节刚过,乡村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詹家来了两个客人,他们是从芜湖军分区来的。已经会帮着爸爸妈妈砍柴、喂猪的小“皖留”似乎感到是为了她而来的,赶紧跑到外面找哥哥去玩了。
    那两个人真的是为了她来的。他们告诉老詹,小“皖留”享受烈士子女待遇,可以去南京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当然,如果詹家养育多年,舍不得放,也可以留在身边。晚上,詹家老两口辗转反侧,思虑再三:孩子在自家长大,已经成了老两口的心上肉,她也完全融入了这个家,让孩子到南京去,实在有点舍不得。可是,不让她去,让她一辈子就在这山沟沟里,又怕误了孩子的前程。当年新四军舍生忘死打鬼子的情景、帮助群众搞生产的情景、新四军女兵含泪托付孩子的情景都一一浮现在眼前,他们终于下了决心,叫醒了小“皖留”,拿出女兵留下的相册和其他物品,向她讲述了一切。
    其实,孩子也没有睡着,她从二老躲闪的眼光里,已经意识到什么。昨天还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还和大哥哥淘气的她,一下子好像长大了。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没有说话,经常一个人跑到小山上,捧着相册,一看就是半天。帮着妈妈做家务活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又说又笑,而是一有空闲就依偎在妈妈身边,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放,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十几年的朝夕相处,这份情、这份爱,叫她如何割舍得下!可是,能到南京去上学是好事,家里人都劝她去。
    悲喜交加,离情别绪,一家人难舍难分。
    全村人都来了,他们是来送“皖留”的。看着他们用鲜血和性命担保下来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如今又要离去,他们依依不舍。在大哥的陪同下,她提着简单的小包,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可是刚要出村口,她猛然扔掉小包,回头朝还站在家门口招手的爸爸妈妈奔去,忍不住搂着妈妈放声大哭。到学校后,皖留正式改名为孟烈。姓名改了,但思念家乡父母的心没变。她人在学校,心里仍牵挂着日渐年迈的爸爸妈妈,牵挂着为全家辛勤劳作的大哥,牵挂着那片养育了她十几年的土地。学校每月发给她40元生活费,她自己只花8元,其余的省吃俭用节省下来,寄给爸妈以贴补家用;她把同学们扔掉的旧鞋袜、旧衣服捡拾起来,洗净晒干,准备带给云岭的小伙伴穿。一到寒暑假,她就像燕子一样,飞回云岭,飞回爸爸妈妈身边。
    和大城市相比,山区是贫困的,孟烈从那时起就在想着如何回报山区的乡亲们,回报含辛茹苦把她养大的父母亲。她找到学校领导,要求回泾县去上学。领导惊讶地问:为什么?孟烈说:“我回县里上学,离家近,可以带米带菜到学校,这样可以省一些钱。”学校领导被这句朴实的话深深感动,破例批准了她的要求。她从南京回到了县城,以每月40元的补助费,帮家里度过了难关。初中一毕业,为资助詹家,她便早早参加了工作。
    纯朴的山民被感动了,他们付出并没有想要回报,但是烈士子女孟烈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不忘回报,自觉回到贫困的山村,与乡亲父老同甘共苦。她的事迹受到乡亲们的称道,他们把它写成了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没想到一篇报道引出了孟烈的亲生母亲。
    昔日的新四军女兵李心渠从报上读到孟烈的事迹,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活着。多少年来,她一直以为孩子肯定不在了。经过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能放过新四军的后代吗?得知这一天大喜讯,李心渠心中难以平静,她用激动的手写下了急切的语言,一封沾满泪水的信飞到了孟烈手中,她约孩子迅速到南京去。
    生身母亲虽是出生入死的刚强战士,但当她拉着已长成大姑娘的亲生女儿,却也忍不住“执手相看泪眼”,亲情、柔情及歉疚之情,百感交集。她要女儿从此留在身边,以弥补当年因战争带给她们的缺憾。
    面对生母和继父的盛情挽留,孟烈的心里犹如江水翻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留在南京,自己的生活、前途从此就有可能完全改变,临别时泾县的爸爸妈妈和大哥都支持她留在生母身边;但是云岭乡亲们把她从虎口保下来的恩情如何忘记得了呢?这份情意又如何回报呢?养育了自己将近20年的父母亲深明大义,可自己却割舍不下他们。最终,她还是回到了泾县。
    如今,当年的小皖留已年过花甲,两鬓已悄悄地生出了白发,可她和曾任泾县公安局长的丈夫仍然愉快地忙碌着。他们的家——县城一栋普通的民宅——成了云岭接待站,云岭的乡亲们有什么事都喜欢来找她,在她家吃,在她家睡,等到事情解决才离开。她不仅是詹家的女儿,也是所有云岭乡亲们的亲人。
    孟烈——这位新四军的后代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军民情深的新篇章。
    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
    1939年3月8日
    毛泽东
    同志们:
    今天开妇女大会,参加的人很多,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有老婆婆,也有小娃娃,大家都来纪念“三八”,纪念这个国际妇女节。纪念“三八”这件事,全世界的妇女,除了那些荒淫无度的女吸血鬼们之外,只要有可能,都在举行,都在开会。我们中国的妇女同胞,除了那些女汉奸们之外,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可能,也都在举行纪念,开大会。
    纪念“三八”,开大会,干什么呢?就是要结团体。
    妇女同胞结团体,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争取妇女们的自由与平等。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全世界各国,除了苏联以外,所有的老百姓也都是不自由不平等的,他们现在正在英勇的斗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自由与平等。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男的女的,一共有十几万万,大家跟压迫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我们中国,男女同胞,就有四万万五千万,大家在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间,不论在中国,不论在全世界,男子固然有很大力量,但是女子呢?女子有没有力量呢?有些人说,女子是没有力量的。也有人说,女子有一点力量,不过是很小。在女同胞中间,她们也有表示似乎自己的力量并不大的意思。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末,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上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心一齐,山可移”,这就是讲结团体有力量的道理。现在我们看,全国妇女同胞们有没有结女子团体呢?有是有的,但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