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伪托达摩的大名而著。正如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的僧侣早已忘记了希腊文一样，少林僧侣也早已失去了阅读梵文的能力。这部伪托的巨著在少林寺的图书馆中收藏多年，而从未被发现。直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图书馆管理员觉远才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了这部著作，并学到了其中高深的武术理论。
几年后，蒙古宫廷的御用武师潇湘子和尹克西在访问少林寺的时候将其盗走，但是其中部分内容流传了下来。觉远在临终前曾经讲授过这部经典，峨嵋派创始人郭襄和武当派创始人张君宝，以及少林派的无色禅师均获悉了部分经文内容。不久后，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八十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领导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代的江湖地图中，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竞争这一地位。到了十四世纪初，少林寺的名声再度在武术界中受到昔日的尊敬，如同从未有过衰落一般。但是很快，少林就会为自己找到一个足以并驾齐驱的强敌。
众所周知，武当的创始人张君宝，本来是少林寺的见习生，作为觉远的唯一追随者，他秘密地获得了《九阳真经》的传授——他从这部经典中获益的程度有多深，始终是一个谜团（参看本章附录）——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就连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家也感到畏惧。正如在中国的陈旧官僚体制中常见的那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引起了少林派尸位素餐的领导层的不安，他们要求审核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而当他们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参加正式的武术学习之后，立即愤怒地要求惩治这个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隐藏在神农架的荒山中，以躲避试图铲除他的少林僧侣。张三丰在神农架中蓬头垢面的形象成为后世关于神农架野人传说的来源之一。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张君宝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徒，并改名为张三丰。他一度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门下，并从中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尽管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无数人怀疑他实际上剽窃了少林寺的许多格斗技巧。但张三丰精明的头脑首先表现在商业经营方面，他宣称自己所居住的荒山“武当山”是道教所信奉的大神“真武大帝”的居所，能够庇护虔诚的信徒，以此在附近乡村中聚敛了大量的金钱，为自己修建了寺庙和修院，这些乡村正在元军的蹂躏痛苦呻吟。张三丰的庇护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和希望，成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这是后世关于他一系列神奇传说的来源。尽管张三丰的武术造诣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在神农架附近的势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与过襄阳战役，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他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以“武功未成”为名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年前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他的精明与谨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蒙元血洗武林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大师。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社会局势也安定下来。在这一时期，张三丰开始了他漫长而丰富的社会活动。由于年轻一代的武术家几乎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中被摧残殆尽。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
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无上的声望，这是当年王喆和郭靖这些大师也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高的荣誉却是建立在武术界精英丧失殆尽的基础之上。
与他的前辈，另一位卓越的道教武术家王喆不同，张三丰既不关心对异族政权的反抗，对道教理论的改革也缺乏兴趣。长期以来，张三丰虽然在武术界建立了无可挑战的权威，但是一直避免引起元政府的猜忌，其反抗活动仅限于对小股元兵的骚扰，如果有的话。而其对于道教的兴趣也主要在于内丹理论对武术的影响上。事实表明，作为武术大师，张三丰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武术传承。或许是预见到了门派政治即将形成的大趋势，张三丰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心缔造他自己的门派。经过长期准备，张三丰在十四世纪初开始招收少量的门徒，事实上，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招收的门徒也不过只有七人而已。但这些门徒都具有惊人的武术天赋，二三十年后，他们将陆续成为武术界的顶梁柱。
武当派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成为和少林齐名的大派——这一并驾齐驱将延续剩下的六百年。但在事实上，在整个元代，武当尚不具有和少林相当的实力。武当派的名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三丰个人的声名，这一形势在明初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武当派在元末内战中是如何一步步赢得对少林的优势的。
在三十年代，六大派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位于第一梯队的是武当和少林，而峨嵋和昆仑紧随其后，华山和崆峒属于第三等级。中衰的丐帮仍然人多势众，但是已经无法主导武林大势。而其他许多帮会、镖局等江湖势力实际上也直接间接在各派的控制之下，例如，鄱阳帮的帮主就是崆峒派的门徒；而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则效忠于少林派。这样一来，在五绝体系崩溃后半个世纪，经过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武林秩序形成了。这个新体系虽然只维持了大约三十年，但是从中产生出来的少林-武当权力平衡体系却主宰了剩下的整整六个世纪。
第四章．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1120-1291 ）
chapter iv mani a during song and early yuan period (1120-1291)
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但与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教徒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1120年，在教主方腊（译者按：原文称fang xi，疑误）的率领下，明教徒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在战斗中被明教徒所杀死。《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镇压，并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领导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
“[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
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