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创立者）
在人体的七大系统中，泌尿生殖系统无疑是最有道德的。如果道德这东西能够称轻重、量大小，估计泌尿生殖系统中的道德，会占到全身道德总量的95％，甚至更多。
“道德”这两个字，是每个社会的热点词汇。它既是一件最犀利的武器——用以谴责生意场上比自己赚钱多的对手，又是一剂立竿见影的止痛药——每当想起拐跑自己老婆的那个朋友，便用它来抚慰创痛的伤口。
但究其根本，“道德”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适度的品质。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论语》里的“过犹不及”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是这个定义实在让人难以满意。
休谟认为，既然理性的作用是判别真伪，是用来判断事实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任何事实本身却无关乎善恶，所以道德就只能是一种情感或主观感受了。所以他断言：“德性的本性、而且其实德性的定义就是，它是心灵的一种令每一个考虑或静观它的人感到愉快或称许的品质。”
据此，休谟得出了道德起源的四个原则：“对他人有用、对自己有用、令他人愉快、令自己愉快。”这其中，针对自己的两项是先天的，被称为自然德性——某行为能对我有用、让我有愉快感，那它对于我来说，就是道德的；而针对他人的两项则是后天的，是需要人为设计的，源于全社会的约定，为的是每个人都尽力让别人感到愉快，而不是互相添恶心。显然，这种后天建构的道德成分，必须在社会全体成员均表示同意并愿意遵守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效力。
那么大家都愿意共同遵守的“约定”，又是个什么东西呢？休谟的回答是：同情、同胞感和人道感。这个回答，和《论语》中的相关阐述倒是不谋而合。《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钱穆先生的注解是：“本者，仁也。道者，即人道，其本在心。”故他一言以蔽之：“内修于己为德，外措施于人群为道。”用孔子自己的话总结，即为“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这四个字，从达尔文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群居性动物为了种群利益而进化出的“利他倾向”。在谈到道德的起源时，达尔文归纳出四条原因：认同感、群居的本能、人言可畏和习惯。
安全感
达尔文所说的群居本能，无非是群居性动物彼此合作、共同警戒防备，以加强群体的安全感。
叔本华虽然不讨厌与女人xing茭，却讨厌生孩子，认为这是个体为了种群的利益“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只有通过一代一代地生孩子，肉身凡胎的个人才能借助物种的延续，以达到“不朽”。这样的视角同样可以用来观察群居性动物的“利他”行为。动物学家们曾经报道过很多“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事主从黑猩猩、狒狒到斑马等等，不一而足。
认同感
在达尔文眼里，“认同感”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意即个体被群体所接纳。在人类原始采集狩猎时期，被群体抛弃的个体不会有任何生存的机会。这是道德——作为大多数人的意见——对个人具有约束力的前提和保证。今天，小孩子们对于不合作的小同伴最重的惩罚依然是：我们不和你玩了。
但在马斯洛眼里，“认同感”还有着另一层更加重要的含义，就是心理学上的所谓“移情”。比如，一群大猩猩中，如果只有一头大猩猩知道一只篮子里有蛇，而另一只篮子里有香蕉，它就会把其他的大猩猩引到有蛇的那只篮子旁，借助这条蛇把其他的大猩猩吓跑，然后打开另一只篮子独享香蕉。通过这种由己及人的推理，一个人可以预先判定其他人在某种境遇下的反应，这是所有欺诈行为的心理学基础。
不过，“移情”也不只是让人学会了骗香蕉吃。它不单使人能预知别人的反应，还能使人感受到其他人的喜怒哀乐，从而使情感具有了传染性——亦即“同情”。于是，便有了恻隐之心、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是道德感中最基本、也是最深邃的成分。这种移情能力，是本能的一种，而不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小孩子3岁之后便具备了这种能力。
语言出现之后，道德成了一个害人的东西
本来，人类一定程度的利他倾向和恻隐之心，都是出于群居性动物的本能，并在个体和群体的利益之间，起到很精确的调节作用。但是语言的产生，打破了这一微妙的平衡。
语言的产生，使得道德变成一个明晰的概念，可以重复不断地向别人灌输。既然道德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最起劲地拿道德这个话题说个没完没了的家伙，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集体利益的代言人，并以此身份得到类似于现代社会中议员的种种特权。
而当每个人都可以用语言表述道德之后，道德又出现了另一种妙用。想想这样一个场景：
有100个人排队领取10张葱油饼。排在中间的那些有希望、没把握的人，自然是在焦虑不安中保持着沉默。排在前面肯定能领到饼的和排在最后毫无希望的，才是这个队伍中喋喋不休的人——这两种人都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对葱油饼的“不屑”。前者的动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以防嫉妒的人们冲上来一哄而抢；后者的动机则是出于一种心理补偿，即所谓“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于是，本属于大多数人意见的道德，如今却被少数人别有用心地反复言说，被灌输的对象自然是那些一声不吭的大多数。纵观人类历史，情况也确实如此：特权阶级和最贫困的下层总是热衷于谈论道德这个话题，然而，他们自身的操守，却是整个社会中最差的。更糟的是，这两种人还把道德的品质给弄坏了：前者，让道德充满了伪善；后者，又让道德多了一分损人不利己的残忍。
把葱油饼换成女人，也是一样。排在最前面的，是已经占据高位并拥有足够女人的老年人，而排在最后面的，无疑就是独身的宗教人士。我们的性道德就是由这两种人来界定的。他们对于男欢女爱所持的嫉妒心态，自是不言而喻。相比之下，道德的残忍比道德的伪善危害更大。一是因为它更具欺骗性，二是它出于损人不利己的立场，做起恶来无所顾忌。
就这样，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道德观念再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约定了。它其实是特权阶级对全社会资源的掠夺，并对这一掠夺加以有利的解释。以“利他”和“移情”这两个生物本能为基础建构起来的道德，被这两种人用语言反复表述之后，往往成了既不利于每个个体，也不利于整个群体的一种观念。少数特权阶级用不断说话的方式——这是他们诸多特权中最重要的一种特权——给其他人戴上了一副精神枷锁，以便独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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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建构的道德
单向度的语言——只有道德的声音才得以表达，违反道德的声音则被压制——一定会产生“道德过度”的结果。本来鞠个躬就足以让上司满意了，下级们争相邀宠的结果，使得下跪成为惯例，即是这个道理。然而过分而毫无必要的压抑，一定会造成反弹。纵观人类历史，道德水准就像个弹簧秤，总是在基准点处上下震荡——用罗素的话说——先是普遍的长期痛苦，继之以普遍的短暂放纵。
另外，除了由恻隐之心先天产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外，道德观念中的其他成分都是后天建构的。而热心于道德建构的人——如前所述——除了伪善的特权阶层之外，就只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俗人蠢汉了。这些人头脑中蹦出来的想法，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比如，一个搜集女人内裤和丝袜的恋物癖，往往比一个弓虽.女干犯更加遭人唾弃。这其中，讲得出什么道理呢？又比如，人多势众的异性恋，有什么理由鄙视同性恋呢？毕竟，人家同性恋可没说过异性恋的家伙们一句坏话。在诸如此类的道德观中，我们能够找到多少理性因素呢？因此休谟说，道德现象是“事实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科学的问题” 。
正因为这种非理性，使得某个行为在这里是道德的、在那里却是不道德的，在这个时期是道德的、在那个时期是不道德的，就成了常态。
一个男人在丧偶或离婚之后，如果续弦了自己的小姨子，那一定会遭到很多人的侧目。其实，在传统中国社会，婚姻是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如果嫁出去的姐姐死得早，让妹妹去接姐姐的班，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在周朝，贵族婚姻实行媵妾制，嫁出一个女儿的时候，让新娘子的一大堆庶出姐妹和堂姐妹一同陪嫁过去，甚至是礼制所强行规定的事情。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姐妹共夫的历史，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之后，姐夫和小姨子之间，便有了一层心态上的暧昧。到了18世纪的英国，没有嫁妆的女子是嫁不出去的。如果一家姐妹中只有一个嫁了出去，剩在家中的姐妹能够交往的成年男性，便仅局限于自己的姐夫。因而英国的法律禁止丧妻的男子续娶小姨子——为的是少出人命。现在，我们既不是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又早已经涤荡干净了姐妹共夫的心理遗迹，可是，这东拼西凑出来的道德观却仍然发挥着作用——对于续娶小姨子的人，我们还是忍不住心里有看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比disco音乐更让40岁左右的中年人反感和厌恶了。时间刚刚过去20年，年轻人早已对disco失去了兴致，反倒是当年表示反感之极的那些人，现在热衷于一边听着disco，一边跳健身操。
1932年，美国著名女社会活动家斯坦顿夫人被判入狱两周，罪名是“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有伤风化”。而实际情况是，斯坦顿夫人穿着长衣长裙在公共游泳池游泳，只是忘了穿袜子，不幸露出了脚踝。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海滩上却时髦起“天浴”来——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成立了俱乐部，以便包下专用的海滩，为的是“防止不道德的人偷看”。短短不到50年的光景里，关于穿衣服和脱衣服的这一场道德剧，正、反面人物正好颠倒了过来：脱的人变成了正面人物——游泳的人衣服越穿越少，到最后一丝不挂。他们的道德境界也同步地攀升，由伤风败俗向上直至“天人合一的光辉顶点”；看的人倒成了反面人物——他们看到的虽然越来越多，道德境界却每况愈下，由对脚脖子发出严厉指责的卫道士堕落成窥淫者，还经常未遂。
英国大儒卡莱尔，一辈子没和妻子行过房，他的妻子因而被当时清教气息浓重的英国人赞为品行高洁的楷模。可这事儿如果搁在今天，众人一定会齐声痛骂卡莱尔：你这不是害人嘛！明明知道自己不行，干嘛不学学人家吉本，打一辈子光棍不就完了吗！
不过这些还并不是最主要的。道德观念虽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却不意味着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才是道德最大的非理性所在。
1997年，英国一个40岁的保姆特里萨?麦克劳克林，成了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她通过为4对无法生育的夫妇做代孕母亲，赚了一笔大钱。可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按照非法所得被没收了。她本人只剩下区区15万英镑。要知道，她为她的顾客们怀了6次孕，生了5个孩子。此外，她还成了社会的公敌，受到公众的一致谴责。对此，生物学家罗宾?贝克向公众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这4个男人背着妻子与特里萨?麦克劳克林通奸，等她怀了孕就跑掉了。这样的情节，英国人民是不是更加容易接受呢？
再拿网络来说：如果一个女人被网友揍了一顿，大家便都说网络不是东西；可如果她是被丈夫虐待了，却没人说婚姻不是东西。诸如此类的道德观念，有什么道理可言呢？
第一个推论：主动戴绿帽子的丈夫
在母系氏族社会，在性方面最不道德的一定是一位美丽却又性冷的女人——她拒绝用自己颇具性魅力的身体，来为氏族的兴旺和农作物的丰收做贡献。而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道德却成了“禁欲” 的同义词，成了对性资源的蔑视。
只不过，男人们却无法安心于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既然自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于是，在严厉要求自己的妻子守贞操的同时，男人们却为自己规定了很多特权。在东方，男人可以娶多个妻子和妾；在法国，男人则享有通奸的乐趣，只是不能把姘妇带到家里去——这是成文法原型《拿破仑法典》对通奸的男人们做出的唯一的、小小的限制。拿破仑当然管不了英国人——晚至18世纪，很多英国人为了省钱而把情人养在家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晚饭后，妻子和情人往往会一起出去散一小会儿步。另外，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男人们还都是可以嫖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