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彭德怀年谱》，页297。
2参阅杨立：《带刺的红玫瑰花——古大存沉冤录》，页32-34。
此时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伤害到周恩来，因为大后方的党受周恩来领导，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作为南方局的下属机构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批评大后方的党不重视反奸斗争就是批评周恩来，且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抢救高潮中，周恩来曾主动为那些受到打击和怀疑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作出证明和辩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逻辑，周恩来的行为也称的上是“袒护嫌疑分子”和“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了。
古大存虽是一位老党员，却不懂“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发言说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彭真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全面地表达了毛、刘、康、彭在抢救问题上的观点，客观上为康生等作了掩护。于是，大会期间，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赏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领导人在全党面前自我羞辱，与会者虽然对康生强烈不满，但大家对他却无可奈何。
属于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护。彭真在中央党校领导整风审干，曾伤害过许多干部，同样引起党内的不满，但是彭真等皆被划入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大旗之下，他们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条宗派”分子和“经验宗派”分子那样受到打击。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六 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将其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斗争而获得的胜利，以组织的形式予以体现和确认的会议。在中共七大上，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毛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缴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彻底改造了中共。
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尽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靠拢毛泽东，甚至在延安整风初期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在遵义会议上反毛泽东的历史旧帐，而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原“经验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因在江西时期负责肃反，结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渐失势。邓发在1936年去苏联后，与王明的关系又颇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时对毛泽东略有微辞，此次也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
抗战前期地位显赫、一度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与博古等关系密切的前中央候补委员朱瑞，和前中央候补委员、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区负责人一样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只因毛泽东亲手点燃的反“教条宗派”的大火差点烧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为王稼祥说几句好话，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博古作为“错误路线”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但名列中央委员三十三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
由毛泽东挂帅的新政治局也兼顾了历史与现实。七届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条宗派分子张闻天，这也是对张闻天较早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长期配合、服从毛泽东的犒劳。
前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云保留了他们原先的职务。在1935年末瓦窑堡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作为军队代表，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以显示毛泽东公正、宽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将任弼时选为政治局委员是顺理成章。现在任弼时名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号人物。
新政治局的组成安排也反映了刘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跃进入政治局。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这次党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大加强了自己在中共组织系统中支配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关押于监狱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干部使用方面的限制，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43年11月，一批原从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出狱的中共干部相继来到延安。尽管1937年他们出狱曾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但是在审干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中，这批人当年出狱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陈云主持的中央组织部曾倾向于将彼等的出狱视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干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年就开始了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现在，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亲自接见薄一波等询问有关情况，最后作出有利于薄一波等的安排，陈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也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泽东此举固然与其当年知晓薄一波等出狱经过有关，更因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人皆属刘少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战爆发后从事领导华北敌后武装工作，在招兵买马方面功劳卓著。毛泽东不囿成规，对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并在组织安排上予以重用，以此作为对刘少奇支持自己的回报。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陈赓等部份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狱问题不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意见（在酝酿名单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补中委），陈赓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发话将反对意见挡了回去。毛并说，将薄一波安排为候补中委本来就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资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员。1结果，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薄一波、安子文等皆当选为中央委员。
1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75。
高岗作为西北地方党和军队的代表，与彭真一样，也一步跃过中央委员的台阶，直接进入政治局。这个时期，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被认为是毛的亲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蝉联。随着形势巨变，中共急需一致对外，而对内整肃的任务已经完成，康生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由李克农接任，康生成为挂名政治局委员，马上陷入“失业”的境地。此时毛泽东已暂时用不着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以后又去山东渤海区，在两地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的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团结。毛声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不复存在了。
经全党奋斗，几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数年后又忽隐忽显，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
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
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制衡的绝对权力！
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时，已太晚了。
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02年重版
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
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
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的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
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而就在半年前，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