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统帅人物。正是毛泽东的狭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闭幕以后，又继续对彭德怀进行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临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必须全力对外，这一斗争才停止下来。
1《彭德怀自述》，页238。
2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页14。
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页507。另参见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载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139-40。
4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68-69。
5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69-70。
当毛泽东打击了彭德怀的傲气，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搞臭彭德怀的目的初步实现后，1面对新的形势，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怀，致使一些原先积极参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
在毛泽东要整肃的干部花名册中，除了彭德怀之外，陈毅是另一个需要“补课”的高级领导人。1944年3月，陈毅从华中根据地返回延安，这是他自1934年与中央分别后，十年来第一次与昔日的同志会合。但是，陈毅来延安后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1943年10月，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领导层，就陈毅在红军初期与毛泽东不和的旧事对陈毅展开斗争。饶漱石等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
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1929年刘少奇即与饶漱石相识。当时，担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曾陪同刘少奇同去哈尔滨指导工运。刘少奇在干部使用方面极重个人渊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刘逐渐将历史上与其有旧谊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身边，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刘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饶漱石接替他所担任的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两职。饶漱石在三十年代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无论从党内资历和贡献看，饶漱石均不能与陈毅相比。刘少奇在新四军依靠文职干部出身的饶漱石掣肘陈毅等，这一切当然都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乐得借刘少奇、饶漱石之手打击当年曾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陈毅。因此，饶漱石在对待陈毅的态度上十分骄横，有恃无恐，显然没有刘少奇、毛泽东的明谕或暗示，饶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对陈毅开展批判。
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争论中，毛泽东非常明显地袒护饶。毛向陈毅明确表示，不愿听他谈与饶的争论，实际是在等待陈毅主动作出自我检讨，也就是向毛低头认错——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由陈毅取代毛之前委书记的错误。
为了当年这一“过错”，陈毅已付出沉重代价。1929年后，陈毅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肃ab团”的镇压中，毛泽东的亲信、红一方面军肃反负责人李韶九准备对陈毅下手，陈毅对此已有预感。不久，陈毅果真被扣押，并遭到殴打，硬要陈毅承认是“ab 团”，刚好被路过的毛泽东发现，才被救下。以后，毛泽东将打土豪得来的一些金子交陈毅保管，陈毅才知道自己已无生命之虞。21932年初，周恩来抵中央苏区后，陈毅受冷遇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周恩来为了安抚毛泽东，没让陈毅重回红一方面军，陈毅仅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远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比较疏远。
11945年彭德怀对薄一波说，他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页367。
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页560-64。另参见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载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139-40。
时隔十年后，对于毛泽东的冷淡，陈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陈毅难抑心中的郁闷，多次向一些重要领导干部解释当年红军内部争论的内情，并且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陈毅性格豪爽，认为十年不见的毛泽东确实比其它中央领导人高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事实。陈毅并努力去发现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的贡献，1942年陈毅远在盐城新四军军部时就发表文章，满怀激情地称颂毛的创造不仅对全民族具有伟大意义，甚至还可供其它各国所效法。返回延安后，在参与起草七大军事报告的过程中，陈毅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并且相应批评红军时期某些重要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陈毅起草的《建军报告》时，一些被陈毅的报告所触及的军队领导干部“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嘘”。1
毛泽东对于陈毅的态度有别于彭德怀。相比于性格孤傲的彭德怀，陈毅对于毛泽东显出尊崇、信服的态度。毛认为陈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怀则城府很深。所以，陈毅除了自我检讨外，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完全信任陈毅，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陈毅向饶低头。中共七大结束后，陈毅仍滞留延安，“天天下围棋”。当薄一波前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时，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2他们者，毛泽东、刘少奇也。毛、刘非逼陈毅表态服从饶漱石，才肯放陈毅返回华中，然而陈毅硬是不表这个态。
1《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323。
2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141。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陈毅表示愿去东北，并陈述在华东“没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陈毅的要求却不被毛泽东、刘少奇批准。毛命令陈毅前去华中，党内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仍在饶漱石之下。毛此举除了有意造成陈毅与饶漱石之间的互相牵制，也还有疑忌陈毅的另一层涵义。是故，1949年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只有华东例外，由饶漱石担任。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还策划召开了一系列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各部队历史问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的宗旨只有一个：检查历史上谁反对毛泽东，谁支持毛泽东。在这类座谈会上，一些原党和军队领导人，如邓发、朱瑞、杨尚昆等，均受到与会者的批评。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一些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被戴上“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帽子，遭受指责和冷遇。
毛泽东整肃内部，重建新权威，一路凯歌行进。现在，毛泽东在心理上已彻底征服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前为左倾机会主义性质，已被党的领导人所接受，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纷纷作出检讨。下一步就是通过正式的会议，将这些用党的文件形式固定下来。
毛终于决定召开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四 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领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六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就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现在，毛需要召开党的全会了。
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的“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毛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其理由是：该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为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
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近三个月，参加会议的并非仅是从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首长和各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