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1943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月4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199-200。1月6日，毛、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月7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页51-54。另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199－200、202－205。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1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1944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2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
1944年2月8日，毛泽东在交际处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3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8－80。
2《谢觉哉日记》，上，页580。
3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6。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lijun e书制作 前页 目录 后页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四 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1944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1现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2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0。
2参见《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7；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的只占一小部份，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经查清，立即平反。1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现出来。从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担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487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两者占甄别人数的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2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1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