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
山东根据地未开展“抢救”的关键原因，是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负责人罗荣桓反对在山东搞“抢救”，而罗荣桓作出这个决定，又与山东整风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其它根据地有所不同的是，山东根据地的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领导机关内部的意见分歧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在各大根据地中，只有山东调整了领导机构，撤换了第一把手，罗荣桓就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取代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罗荣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主力团和师部机关进入山东的，在1943年以前，罗荣桓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朱瑞之下。
罗荣桓与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时期，曾经留学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来等的重用。1932年初，年仅二十七岁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不久就被委之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任。当时，与朱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杨尚昆，他也是在抵达中央苏区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委。在这个时期，有留苏经历，特别是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一般都受到特别的重视，多被派往担负最重要的军队领导工作。在1934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朱瑞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紧接着，朱瑞又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紧急调配干部，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罗荣桓。1937年后，朱瑞被调离军队，在太原担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对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9年6月，朱瑞奉命随徐向前率一支百余人的小部队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奉调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朱瑞入鲁之际，中共在山东已有两支武装，一支为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另一支为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和从延安先期调鲁的张经武建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而太行八路军总部给徐向前、朱瑞的权限，是以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名义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但是八路军总部的这道命令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是在无形中取消了。1940年5月，八路军第一纵队被撤销番号；同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预备参加拟议中要召开的中共七大，朱瑞则失去了军队的任何职务，从此不再参与指挥军队。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惟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延安军委大部分领导成员都在华北敌后，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战争期间，军事第一，党的机关必须随军活动，最适当的安排就是实行一元化领导。晋察冀根据地自分局书记彭真于1941年春返回延安后，党、政、军全盘工作皆由聂荣臻负责。在太行，北方局书记继杨尚昆后，先后由彭德怀、邓小平挂帅。聂、彭、邓都是率兵之人，同时兼任党的领导职务，因而晋察冀、太行各项工作的展开都较为顺利。至于大战略区两职分开者，往往易生纠葛。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试图加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种模糊性。1941年8月，中央和军委规定，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从字面上理解，朱瑞似乎应参与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但是朱瑞并不是由罗荣桓任书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于是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后，侵华日军施用“拉网合围”、“铁壁合围”等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万锐减到730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间，山东分局领导和一一五师师部之间就曾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抗战问题和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会拢等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1941年4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的某些决策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 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来参加，以总结山东工作，明确今后目标。1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2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4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也？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其四，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刘少奇说，如果再不改，就要送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字：“机会主义”。3
1《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261。
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92。
3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另参阅萧华：《难忘的四个月——忆少奇同志在山东》，载中共山东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46-59。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朱瑞被批评的最突出之处是他对中间势力“抗敌自卫军”的态度过份热心。该武装是在朱瑞支持下组成的“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拉起的队伍。朱瑞大力帮助他们扩充军队，提供了一些经费和武器，使其在根据地成为与中共和八路军平起平坐的组织和军队。为此，罗荣桓和江华（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长期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都曾向朱瑞提过意见，但未被朱瑞接受。1940年的朱瑞并没有真正吃透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事关党的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上犯了大忌。然而，若搬照条文，朱瑞似乎并无过错，因为在抗战前期，中共中央根据山东地区的具体情况，曾提出在山东与国民党力量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朱瑞之支持“抗敌自卫军”，与“共同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有密切关系。至于未能全面推行减租减息，确是事实，站在毛泽东、刘少奇的立场，当是朱瑞的一大错误，可是如果完全顺应农民的要求，放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似乎也会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在日军空前残酷进攻的形势下。1
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他身上还保留某些书生气。朱瑞颇善于做鼓动性的大报告，口里经常是“从国际到山东”，2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以那时的眼光看，这就是夸夸其谈的“空谈主义”和“党八股”了。
山东根据地若干地区的“肃托”虽经制止，但终未断根，以后又与“锄奸”夹杂在一起，这其间自有深刻的原因，非朱瑞一人所能负责，但作为分局书记，朱瑞总有一份领导责任（在华北、华中均发生错误的“肃托”事件，却未见领导同志被批评）。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延安早有调整山东根据地领导班子的意图，1942年刘少奇来鲁，延安就曾有过这一考虑。刘少奇返延安后，毛即决定改组山东领导机构，并曾就此问题与在太行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3现在，朱瑞职务的变动，新的一元化体制的建立，正是水到渠成。
罗荣桓地位的上升与朱瑞之被贬谪，是毛泽东整风全盘战略的一部份。毛不仅要解决中央层的路线与权力再分配问题，大区一级领导层的路线清算和机构改组也在他的视野之内。
在刘少奇离开山东转赴延安后，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四年工作总结》，检讨了过去在执行统战方针、减租减息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这个报告具体反映了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看法。刘少奇本意是想让罗荣桓来作这个报告的，刘认为，朱瑞作为责任者之一已不适合再来作报告，但朱瑞“不自觉”（刘少奇语），主动接过刘少奇的话，要求作这个报告，刘少奇只好同意。4
1熟悉山东现代史的读者不会忘记，几年以后，在康生直接领导下的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就是打着“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号，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2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
3《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285。
4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王力在整风期间是山东分局总学委秘书，1961年初，刘少奇在湖南与王力谈了上述一段话
从罗荣桓这方面讲，他与朱瑞确实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朱瑞的下台却与罗个人无关。朱瑞被调离山东，乃是源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随毛的经历，到达瑞金后，毛在党内已遭贬斥，在毛最困难的岁月里，朱瑞没能和毛建立起亲和性的个人联系。
整风期间，朱瑞已年近四十，称得上是老同志了，然而依那时的党内习惯，朱瑞还称不上是党的元老级干部。那些大革命时期入党，曾去苏联短期学习随即返国，先后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尽管也被指责犯了这类或那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