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则，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师哲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的少量记载。柯庆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紧密追随毛泽东，是毛氏预谋打倒刘少奇的极少数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庆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况就被完全隐去了。
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的时间，大约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根据王明和师哲的记载，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会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庆施交待问题（王明和师哲均未谈及逼问柯庆施夫妇交待问题的内容）。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1
柯庆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与李富春谈不上有嫌隙，很显然，李富春是奉命办事。那谁是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呢？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柯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1939年柯庆施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现在打击柯庆施已名正言顺：即柯庆施在北方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战阶段又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现阶段虽然不能对王明直接下手，但通过整肃柯庆施，可为打倒王明预作准备。
康生了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1941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拢。1943年3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刘少奇示好，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康生拒绝了杨尚昆、王鹤寿、凯丰等人的意见，坚持要斗争柯庆施。2这样，在康生的指导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对柯庆施的斗争，就成为献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一份厚礼，既讨好了刘少奇，又讨好了毛泽东。
据王明记载，在批斗柯庆施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曾对柯庆施有如下谈话：
我们反对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o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1939年起，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3
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师哲：《峰与谷》，页2-3。
2杨尚昆等认为，仅凭一条标语就判定柯庆施有问题，证据不足，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3。
3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49。
笔者认为，王明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事实。在延安整风之前及整风开始后的一段时间，王明与柯庆施因为工作联系较多，私交不错，尤其当柯庆施受王明牵累，被当作王明替罪羊挨斗争的1943年，柯庆施与王明确实“惺惺惜惺惺”。柯庆施曾探望过病中的王明，与王明有过私下交谈，对王明的境遇表示过同情与关心。王明对柯庆施在这段时期给予他的友谊始终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闻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还特作诗以示怀念。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得解脱的详情，至今中国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旧怨新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领华北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又经薄一波提名进入了华北中央局，尽管刘少奇认为柯庆施任此职并不合适。1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官阶不断上升，且对刘少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在1943年3月20日后统由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邓发任书记，民运委员会下辖中央妇委、中央职工委员会和中央青委。在“抢救”中，妇委、职委大搞极左，“纷纷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已经“抢救”了两人，但仍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评。当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深感“如不气势汹汹的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因为民委负责人邓发就曾援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说反特、抢救“好的很”。2
在中直机关被整肃的另一个重要干部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武竟天。抢救运动展开后，武竟天遭到斗争关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学期间，曾向一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过外语。就凭这一条，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3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谩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杖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4
在深挖“红旗党”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直至1944年4、5月间还能听到这种说法，一些单位仍“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5
1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463。
2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李逸民回忆录》，页117；《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6。
4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5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是专为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服务的机要部门，当时有六十余名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是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在电讯科工作的密家凡，原是湖北地下党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缓开，被借调来秘书处工作。密家凡被别人咬为“特务”后，秘书处连续几天开会对他进行“抢救”，与会者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诸如“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变当了特务”。密家凡据理反驳，拒不承认。最后在一个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关进了西北公学。1
抢救运动袭来，甚至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于幸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公务员罗海章、苟兴录也被江青当作“坏人”，被送入西北公学去接受“抢救”。2毛并没有出面予以干预。
中社部是领导延安“抢救”运动的权势机关，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员在审干、“抢救”运动中也蒙受了冲击。中社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社会部为促成陈龙的婚姻，于1941年8月经严格审查，将海宇从女大调入中社部工作。经中社部批准，1942年11月7日，陈龙与海宇结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红旗党”问题（海宇为河南地下党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受审，陈龙有一年多时间不得与海宇见面，直到1944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陈刚（何叔衡的女婿）的帮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审查。陈刚也保护了中社部机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机要科墙报，被指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相呼应，而被送入西北公学受审查，后在陈刚的关照下才得到解脱。3
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实际上已由陆定一负责。博古虽仍担任社长一职，但职责范围已大大缩小，处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对“抢救”十分小心。在“抢救”运动初期，《解放日报》并没有挖出什么“特务”，康生见此状极为不满，公开指责博古：你们清凉山（《解放日报》所在地）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在康生的威胁、恐吓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学“学习取经”，返回后在《解放日报》如法炮制。
《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已是“特务”的占70%左右）。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
“抢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
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4
1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2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3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4《百年潮》1997年第1期，页33；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忧与思》，页44-45；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页161、175-77。
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 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1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刎颈自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对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打ab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年3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或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1943—1944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的对象，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到怀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而未将其关押。2
1李锐：《清凉山的文宇生涯》，载《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6。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4。<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