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2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3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
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4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5
手段之三：饿饭。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6
1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2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3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0-201。
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5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6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手段之四，假枪毙。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
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1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褪尽。2
延安地区关押受审人员的机关共有四个：社会部看守所、西北公学、陕甘宁保安处和西北行政学院。
中社部看守所设于枣园后沟，在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王实味从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关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转移至晋西北的兴县。
西北公学也位于枣园后沟，距社会部看守所不远，是中央社会部集中受审人员的特别机构，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较严重”问题人员五百余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务”、“叛徒”、“日特”。
陕甘宁保安处为公开的镇压机关，整风开始后，关押各类被挖出的“特务”五、六百人。到“抢救”高潮时，保安处所在地“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满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坑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3
西北行政学院为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关押一般嫌疑人员的临时集中营，共押有908个受审人员，其中包括三类人员：1942年4月后在秘密审干中“坦白”的边区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怀疑为“特务”的外来干部；“抢救”中送来的边区各厅、院、局、银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远和以后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陈楚平（此人原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被打成“特嫌”）当时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审查，并参加开荒劳动。4
1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2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3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4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53。
至于更大数目的各机关、学校的被抢救人员，则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单位，接受隔离状态下的审查。一经隔离，受审人员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回家，也不许通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
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二 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后的“抢救”别无二致。
1943年2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余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待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杜：“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杜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征远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责人。
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1
1943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4月12日，2由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着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
1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2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35
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
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中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
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
在7月15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1
1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0-84；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7。
紧接着，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一贯风格如出一辙。
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的领导范围。1940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中共党内多次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年后，任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的是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选的抢救对象即是以后在中共党内大名鼎鼎、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
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揭发柯庆施是坏人。而柯庆施在三十年代领导北平地下党时，党组织曾遭到国民党破坏，柯因出差绥远躲过国民党逮捕，故而被认为有叛徒嫌疑。
事实上，揪斗柯庆施有更复杂的背景。有关柯庆施在延安被整肃的材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