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所依靠的核心组织。
中央杜会都插手整风审干运动一般通过下列方式：
一、社会部隐身于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之中，以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的名义开展活动。康生身兼中社部部长和总学委副主任两职，为社会部的渗透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更多的情况下，总学委与社会部的关系就如同两块牌子、一个机关那样，几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只是在公告有关整风全面部署时，才动用中央总学委的名义。
二、社会部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分学委等重要部门密切合作，派员直接指导有关单位的审干。康生与中组部部长陈云均是1931年5月顾顺章事件后改组成立的中央特科负责人，1935至1937年，两人又在莫斯科长期共事，1937年11月同机返回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陈云与康生同属毛泽东所倚重的少数几个中共领导人之列。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干部管理和审查的专门机构，与中央社会部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中组部负责为社会部选送干部；社会部在侦讯、调查重点怀疑对象时，往往也需要中组部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两部门关系一向十分紧密。彭真虽与康生无历史渊源，但从整风之初两人关系就十分密切。中社部直接派人深入到中央党校各部配合审干，而中央党校“挖出”的重点“反革命”也大多移送社会部关押。中社部还具体指导关押边区系统嫌疑干部的西北行政学院的审干业务。
中央社会部虽然广泛深人地卷入党内斗争，但是并没有越出毛泽东的控制范围。因为早在1940年，社会部派驻各单位的特派员制度就被取消，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保卫委员会，由各单位的党组织和社会部共同负责考察嫌疑分子的工作。此举改变了社会部原先模仿苏联格伯乌搞的垂直型的情报和侦察制度。
整风运动展开后，毛在扩大康生权限的同时，为了防止康生权力的过份发展，从而威胁自己的地位，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范措施。
首先，毛泽东不允许康生插手他本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往的电讯联系系统，而是指定任弼时具体负责此事。王观澜、吴德峰（吴崇宝）、帅孟奇领导的“中央农委”（农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时的直接须导，中共其它任何领导人不得过问毛和莫斯科的来往秘电。康生和社会部只是负责绝密电讯系统的外部保卫工作，及对该系统人员的政治审查。尽管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属于社会部系统，但师哲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和毛泽东与斯大林来往文电的译员，与康生仅维持一般的工作关系，而绝不向康生透露有关毛和斯大林来往密电的内容。康生则因师哲所处的特殊地位，不断向其示好。
第二，毛泽东在社会部内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牵制康生。周恩来由于历史因素，对中共的情报工作长期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1938年后，周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虽被毛部份转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是，因周恩来在毛与王明的斗争中迅速转变立场，加之周的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和从事统战工作的便利条件，毛泽东仍让周恩来分管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情报及对英、美的国际情报的工作。同时，在社会部内，继续保留大批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情报干部。周恩来的两个老部下李克农和潘汉年，经毛的同意，也一直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职务。1941年3月，李克农自重庆返回延安，毛一方面用康生圈住李克农，压抑李在政治上的发展，不让李克农参与自己与王明等争斗的上层核心机密；但在另一方面，又将李克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使用，使李克农成为康生在社会部的第一副手。毛的这种安排虽说并非有意针对康生，但站在康生的角度，毛让一个周恩来的老部下做自己的副手，也包含对康生某种制约的含意。
在康生的社会部系统，毛泽东还另外安插了一些与自己有着较深历史渊源的老部下担负重要工作，例如毛指定曾三长期负责中共的核心机要，即使在中央机要局系统一归由康生领导后，曾三仍然是康生不敢轻视的人物。毛让彼此背景不同、来自各个山头的情报干部在社会部内协同工作，使康生永远难以达到“清一色”。
第三，毛泽东在让康生兼管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同时，限制康生在军队的情报和保卫部门发展自己的势力。1942年前后，毛泽东对军方尤其对彭德怀的不满十分强烈，因此毛有意让康生进入毛一向护卫极严的禁脔——军队情报系统，以挫伤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傲气”。然而，毛又十分掌握分寸，决不允许中央社会部垂直在八路军中建立组织，而是规定由各大战略根据地的党委和军队领导各自的社会部，中央社会部与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军中保卫部门的关系只限于业务指导。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军队和党的特工部门的冲突，同时也避免了康生系统尾大不掉的危险。
第四，毛泽东有意给予边区保安处一定的独立工作权力，让社会部与边区保安处形成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边区保安处是延安地区公开的治安管理机构，在形式上隶属边区政府领导，但实际上，边区保安处的真正的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会部。
边区保安处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方面军保卫局，1936年易名为西北政府保卫局，由毛泽东的老部下、当年“肃ab团”的活跃分子周兴任局长。1937年又改名为边区保安处，成为拱卫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之一，仍由周兴负责。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前，边区保安处代行社会部的职能，组成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从边区保安处调出，所以保安处与社会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关系。但是，由于隶属关系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别，保安处开始受到高岗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干部队伍，已不单纯是社会部的下属机构。边区保安处事实上成为仅次于社会部的第二个保卫系统，而康生对边区保安处并不具有绝对的支配力。
综上所述，康生和中央社会部纯粹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毛需要借助康生打垮政敌、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时，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机关极大的权力，将社会部的职能扩大为既对外、又对内，使其成为仅服从自己而凌驾于党的其它部门的太上机关。然而就在社会部最风光的1942至1943年，毛也留有一手，他要使康生明白，毛永远是他的主人。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六 在“试验田”里制造出的“张克勤案”
1942年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单位的整风领导机构已开始秘密将运动的重心向审干方面倾斜。此时此刻，毛泽东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而是一批从事地下破坏活动的“特务”：为给整风转入审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动、直观的充足证据，毛需要特务；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极左肃反观出发，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务。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就审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借王实味事件大加发挥，明确指示要在干部中发现托派、国特和日特三种坏人。毛并暗示审干反特的重点对象是知识分子。毛对审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
然而在毛泽东6月19日讲话后，延安审干的“战绩”并不明显，也许是毛的“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发挥了作用，除了破获了中央党校“吴奚如特务案”和“王实味、成全、潘芳、王里、宗铮五人反党集团案”等几个案件外，一时乏善可陈，延安大多数机关和学校都还没有挖出特务的捷报。
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怒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11月，毛更有意扩大审查范围，指示不仅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还要查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半条心”。
康生对于毛泽东这种焦灼和愤怒的情绪心领神会，他在经过“冷静观察”和“有计划的布置”后，迅速向毛泽东奉献上一个特务标本——张克勤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后，康生在挖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即在其直辖领地社会部情报学校——西北公学，开辟了一块审干试验田。
设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其前身为社会部主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经常有学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学生有五百余人，由社会部副部长兼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任校长，社会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任副校长。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诚（女，延安时代曾任中社部秘书长）和吴德（1942年被调入西北公学，负有监视李逸民的秘密使命）。1
1《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际，西北公学日常的情报训练业务活动已经停止，成为秘密审干的试点单位。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作为情报侦察干部的候选人员被调入西北公学接受训练。从张克勤各方面的情况看，他被康生看中选为特务标本，实属“理所当然”，因为张克勤太符合一个“特务”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他简直就是康生臆想中的特务世界的一个标准的特务。
在这里，我们暂且站在康生的角度，为张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历史履历表：
姓名：张克勤
性别：男
年龄：十九岁
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家庭成份：自由职业者
本人成份：学生
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何时入党：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国民党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绍调回延安。
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父樊执—，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朱方兰，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
党组织对张克勤近期表现的考察：一、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称，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二、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共产党自首人员的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三、延安鲁艺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这份人事材料对于张克勤实在是太不利了，纵使张克勤满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履历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点，因为按照康生的逻辑：一、张克勤年仅十九岁，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特务最容易从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务打进来的策略；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复杂，父、妻皆是叛党特务，张克勤必然受到反动家庭的思想影响，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叛党；四、重庆方面与张克勤迄今仍有通讯联系，寄信人就是特务；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出张克勤自首的消息，虽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难保不是延安的张克勤；六、有外单位揭发材料，且不论揭发是否属实，揭发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别人没被揭发，而只揭发张克勤，且揭发人又是与张一同前来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个方面的推理，张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当事人的口供来证实假定了。
1942年11月间，遵照毛泽东审干要“有计划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几位领导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开始在汪东兴办公的审洞里提审张克勤。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来延安的？”张把自己来延安的详细经过叙述一遍。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来延安干什么？”张陈述自己是由兰州党组织依正常组织手续介绍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正式切入主题了，审讯者单刀直入对张克勤说：“已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静下来，坚决否认指控，并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审讯者开始向张克勤迂回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