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
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所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斯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后10年中，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92％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台湾、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不过，这远远不是中国政策失误的全部。为了官员政绩及短期gdp增长而疯狂引进外资也导致国内市场的丧失。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却给予本来就具有优势的外资以各种优惠待遇。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的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曾经在1980年代在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业（被成为“四小名旦”）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20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政治体制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的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
这样，中国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中国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增长之路。
总而言之，19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当头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结论说：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fdi、财政补贴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勿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勿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动。或许，对于一个在道德上彻底退化了的国家官僚集团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他们所必须做的。
外交往往事内政的延续，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却完全不是这样。在中国，内政往往作为代价耳背牺牲，用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掌声。中国的政府体制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嫁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然而，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武术之后，中国也开始渐渐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绽，那就是：它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第十章：寂静的巨变
寂静的巨变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北京城响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一般，一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声之后，恐惧牢牢地植入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或许，杀人者并非有什么杀鸡儆猴的战略预谋，只是手忙脚乱、慌不择路时随手下出的一着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结局，却意外地为一种新型政治奠定了长期的心理基础。在这个夜里，人民恐惧了，退却了，威权政府却趁着夜色呱呱坠地，野草般疯长。在1980年代颇为孤独的中国新权威主义者们恐怕没有想到，他们苦思冥想的威权政治竟然会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在一夜之间唾手而得。回头看来，在北京城头这一夜的枪声之后，威权政治其实变成了中国政治唯一的选择。由于这种政治转型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六四”之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宗教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政权急速转型。虽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政权转型作出了铺垫，但6月3号晚上让民众和政府都醍醐灌顶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一样，“六四”之变，也让中国共产党如梦初醒。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政权性质发生了改变。“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六四”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共产党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六四”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相当活跃、派别斗争非常频繁，这固然极端无序和混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表达基层、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前邓小平时代，共产党主要分布在文化、教